马列读本影响时代深远

历史上因中央领导推荐而引起广泛阅读的书其实很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就是其中一本，这本苏共党史教科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联共党史》是1938年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斯大林亲自审定的教科书。至于作者，《斯大林传略》中说是由斯大林撰写的，2004年重印也认定斯大林是主要作者。1938年9月9日，该书在《真理报》开始连载，同年10月出版发行，初版印数600万册。据统计，从1938年到1953年，该书总共印刷了301次，印数高达4280万册，翻译成67种语言，可谓盛况空前。

1938 年末，在莫斯科的任弼时向延安通报，莫斯科刚刚出版了斯大林编著的《联共党史》，建议立即翻译。几个月后，当毛泽东读到这本《联共党史》后，立即向延安的各级干部发出号召要求学习。毛泽东曾在一个干部会上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

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李克强总理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有记者提问，总理为何连续两年将提倡“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掷地有声地回答，这不仅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全民阅读活动，许多代表委员希望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加上“全民阅读”字样，更在于“书籍和阅读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全民阅读“也是我们社会进步、文明程度提高的十分重要的标志。”

李克强总理希望把阅读成为中国人民的一种生活方式，以此来“增加发展的创新力量，增强社会的道德力量。”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全国领导干部推介第四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时，亲笔撰写《序言》：“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想一帆风顺推进我们的事业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强本领”，“各级领导干部要勤于学、敏于思，坚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以学增才”。

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这么说，也是率先垂范这么做的，读书学习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4·23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让我们与领导干部谈谈“如何读书、读什么书、怎样读书”这样一个话题。这里先从在推进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党的领导人着力推介的几本重要书籍说起。

毛泽东曾在一个干部会上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提议将《联共党史》作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心的材料”，高度评价该书“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1942 年延安整风，毛泽东称该书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将其列入《整风文献》，以后又列入“干部必读”一类的学习丛书。1949年以后，《联共党史》甚至成为中国所有高等院校学生必修的政治课目。

为什么如此重视《联共党史》？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有这样的话：“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又有自己的发展，这应该就是答案。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一部最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即便今天读起来，仍然会被书中著述的精彩所激奋和感染。

经济建设研究慎之又慎

197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83周年纪念日。这天，《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评论员文章指出：“掌握《论十大关系》这个强大武器，就可以把‘四人帮’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许多谬论打得粉碎，就可以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大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步伐。”时值“文革”刚刚结束，人心思变，百废待兴，这部著作的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和热烈讨论，人们仿佛长梦醒来看见了新的曙光，异常激动。

《论十大关系》的形成早在1956年年初，毛泽东用了近两个月时间集中听取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了解工作情况。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即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论十大关系。周恩来在国务院传达讲话时说，报告的总题目是“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当时题目还不叫“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善于调查研究，善于提炼总结，如其所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当年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十大关系，“这是我和34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

《论十大关系》何以迟迟没有发表？曾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1957年说过：“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一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作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十年后的1965年，刘少奇在12月15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认为，十大关系的报告“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作为内部文件下发。毛泽东批复：“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还特别注明“不登党刊”。

直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进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由胡乔木将十大关系的两次讲稿进行综合整理。7月10日文稿送邓小平，13日转毛泽东。邓小平信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当天，毛泽东批阅：“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此时距最初的讲话已近二十年了，毛泽东仍未同意公开发表，推断他对该文还是有不甚满意的地方。其理论探讨认真严谨的态度近乎苛刻，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论十大关系》的影响和地位，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写道：“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该论著虽然在毛泽东生前没有公开发表，其实质在党内一直起着理论基石的作用，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多年的时间里。所以说，《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一部最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即便今天读起来，仍然会被书中著述的精彩所激奋和感染。

历史教训必须引为鉴戒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新作《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此文是郭沫若论述明末农民英雄起义失败的原因，意在提醒人们吸取历史教训，戒骄戒躁，精诚团结，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文章不长，近两万字，毛泽东读了之后却高度重视。

4月12日，毛泽东在给延安高级干部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其中说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随后，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在4月18、19两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并在编者按中高度评价这篇文章“充满爱国爱民族的热情”。

毛泽东决定把这篇文章印成小册子，作为正在开展的延安整风学习文件。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在印发通知时写道，这部著作“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毛泽东深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道理，大力向全党推介，以李自成为例多次教育全党。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带领中直机关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上车时，他对周恩来说：“我们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答：“我们应当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会考个好成绩。”毛泽东说。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论述明末农民英雄起义失败的原因，意在提醒人们吸取历史教训，戒骄戒躁，精诚团结，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文章不长，近两万字，毛泽东读了之后却高度重视。

中国历史进程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此后的1972年2月，《甲申三百年祭》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播发了消息，一时人人争读。在当时政治生态波诡云谲的情势下，书记用典的书籍。全书从习近平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撰写的文章中遴选出使用频率高、影响深远、最能体现其治国理政理念的典故135则，分敬民、为政、修身、任贤、天下、法治等13个篇章。

该书体例很有特点，每则典故的诠释由解读、释义两部分构成，解读部分阐述习近平用典的现实意义，释义部分厘清典故的出处和义理。清代史学家姚仲实曾说：“必明乎体，乃能辨类；必审乎例，乃能属辞。二者如鸟有两翼，车有两轮，未可缺一也。”《习近平用典》的编撰，其用意用法之巧着实为该书增添亮色。为了出版《习近平用典》，编者搜集了时间跨度长达27年的习近平所有著述及重要讲话、文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习近平长年笔耕不辍的习性和品行。

关于出版《习近平用典》的初衷，“说明”中写道：“人民日报广大读者普遍反映，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章中，闪耀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智慧光芒，尤其是所引用的古典名句，寓意深邃，生动传神，极具启迪意义。参加首发式的焦裕禄女儿焦守云表示，习近平在兰考考察时谈到县委书记时说，官不大，但岗位很重要。“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其意是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要一步步地成熟起来。序言作者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访谈等，形成了独具个性的风格。他说，“习近平的语言之所以引人入胜，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善于运用古代典籍、经典名句。从诸子百家到唐诗宋词，从孔夫子到毛泽东，旁征博引、画龙点睛，总是给人以思想启迪、精神激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累计发行超过300万册，外文各语种版本发行了30多万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海外发行量最大的一次。

《习近平用典》自首发式后，首印30万册已然告罄。时值两会，代表驻地的新华书店购书点人头攒动，好评如潮。“这本书有很厚重的思想底蕴，出版非常及时。我们看到了领导人在继承和弘扬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经典的娴熟运用，并直面国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从古训中找到力量、找到方法、找到路径。”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说:“这就是文化软实力。”而去年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累计发行超过300万册，外文各语种版本发行了30多万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海外发行量最大的一次。外国政要、学者认为，这本书“有助于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发展，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2009年5月13日，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习近平作了“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讲话，他指出：“读书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付出辛劳的过程，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而应当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水滴石穿。”还说：“认为人的一生只充一次电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有成为一块高效蓄电池，进行不间断的、持续的充电，才能不间断地、持续地释放能量。”

总书记把读书寓为充电，更从个体提升到国家、社会和政党的范畴，强调了读书修身，从政立德，乃至于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可谓身体力行。

西方经典亦是人类财富

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会议结束时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经王岐山推荐，这本当初仅仅是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一时成为热门的公共读物，以致洛阳纸贵，市面上数次脱销。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有学者认为，这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推荐外，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著作的中心思想就是期待从200年那场暴风骤雨似的大革命中吸取教训，要通过改革来革故鼎新。

今年2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推介的“新年第一书”《历史的教训》，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上市两个月销售就超30万册。据透露，这也是王岐山书记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是美国学者、普利策奖获得者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的代表作。该书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勾勒了历史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关系，体现了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思考。

据了解，中纪委网站推荐阅读的书籍种类繁多，涉猎甚广，但西方经典著作在其中占有不小的比重。如：英国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与肯尼斯·库克耶合著的《大数据时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 的《软实力》、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等。这些西方经典著作从学术价值来看都处于前沿地带，亦是人类精神产品的共同财富，对正在迈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可借鉴智慧读物。

这些西方经典著作从学术价值来看都处于前沿地带，亦是人类精神产品的共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