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 年8 月到1952 年7 月， 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领导西南人民实现历史性转变。如果说从军事上解放大西南是刘邓配合的一个经典，那么，和平解放西藏则是邓小平独立展现政治、军事才华的惊人之笔。

政治重于军事， 补给重于战斗

1949 年底，中国大陆除西藏之外，基本都获得了解放，解放西藏被列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议事日程。11 月23 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提出以西北局为主进军和经营西藏。西北局关于进军西藏的调研报告于12 月31 日上报中央，报告提出从西北进藏需要两年时间做准备。中央和毛泽东觉得时间等不起，客观形势也不允许准备这么长时间。

实际上，当时帝国主义正在怂恿西藏搞独立，西藏当局也派出了亲善使团到美、英、印去游说，勾结帝国主义支持西藏当局独立，还企图把西藏问题交到联合国处理。西藏解放宜早不宜迟，越往后越容易出大事。为此，毛泽东于三天后， 即1950 年1 月2 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提出既然从西北进藏很难， 就由西南局承担。在电报结尾，毛主席特别指出：西南局各同志现在很忙，又给这个任务，主要是这个任务太重要。

接到电报后，邓小平意识到这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于是与刘伯承及西南局其他领导人反复研究，从1 月2 日到7 日，全面分析研究西南局承担解放西藏任务的可行性，并初步确定人选。到1 月8 日，邓小平致电中央，西南局决心接受解放西藏的任务，并提出进藏意见。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8 天就回复了中央，这比起西北局39 天才报送报告的速度更符合形势的需要，而且，邓小平回复的信件中已经对进藏有了初步计划，毛泽东看后很高兴。

邓小平回电中央后，立即着手选将工作，经过反复衡量，觉得十八军最合适。一是十八军有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充裕，为解放西藏后迅速转入治理西藏能提供可靠保障。二是军领导张国华搞地方工作有经验，能独当一面。三是十八军能文能武，战斗力强，特别是五十二师是劲旅，镇得住局面。12日， 西南局就上报中央拟确定由第十八军担负入藏任务。

1 月15 日，邓小平、刘伯承向到达重庆的第十八军部分师以上领导干部下达了进军西藏的指示。在指示中，邓小平确立了解放西藏的方针，即“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并特别强调解放西藏要靠政治，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这个方针是贯彻中央的精神、结合历史上对西藏用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和当时西藏具体情况的一个创举。历史上对西藏用兵成功的少， 失败的多，尤其是清代赵尔丰，第一次进藏大败而回，第二次进藏也站不住脚，根本原因是单纯军事冒进、不注重政治和补给跟不上。

邓小平致电中央，建议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藏工委），加强进藏的政治工作；另请中央协调统筹，由西康、云南、青海和新疆等多路进军西藏，分散西藏武装的阻防力量。1 月24 日， 中央同意了邓小平的建议，批准成立以十八军主要领导和天宝组成的西藏工委，同时下达多路进军西藏的命令。

两手准备，确立“四项原则” 

决心虽然下了，但解放西藏的难度确实很大，包括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没有地方党组织接应、供给保障难、宗教问题复杂、民族历史隔阂深和语言不通等多种困难。邓小平对此作了充分估计，于2 月16 日电告西藏工委，指出有关西藏的问题必须经过多方调研，尤其是宗教问题，必须提出具体意见。

经过研究，十八军从多个方面为进藏做准备，一是增强战士体能， 在全军推广每天背几十斤石头长跑练体能、练耐力的训练。二是进藏部队全军学习藏语，部队从成都新津出发时就一路坚持学藏语，战士间采取相互抽问、藏语对话等方式， 增强藏语实效学习。三是政治学习， 西藏工委根据邓小平2 月16 日的电报，聘请了藏学家、法尊大师谢国安和其他教授成立“政策研究室”， 编写了《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之趋势和我之对策》、《进军西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和《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等简明管用的政策读本，十八军干部战士反复研读，全面掌握进藏政策。

在供给保障上，西南军区于2 月1 日成立了进军西藏司令部，辖1 个工兵师、3 个汽车团和3 个辎重团， 负责筹集进藏物资、修建公路和组织运输。4 月，西南军区6 个工兵团、十八军3 个步兵团和十八军直属单位1.8 万人开始进藏公路施工，打通了二郎山路段，至8 月底修通了雅安至甘孜的603 公里公路。同时，西北军区8000 人的筑路大军从5 月开始改、修建西宁至黄河沿近500 公里公路；新疆军民3800 人修建从于田入藏公路；滇西北1500 人的部队带领民工修筑从大理北向入藏公路。

争取以政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是中央对解放西藏的总方针。为此， 中央人民政府于1 月20 日通过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希望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京进行政治谈判。5 月7 日，中央致电西北局和西南局，要求分别提出与西藏谈判的内容和政策，西北局当时提出六条意见，邓小平代表西南局提出“四项原则”： 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维持现状；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风俗习惯。中央肯定了邓小平所提原则，因为这四条原则简明指出了四个核心问题，即主权归属、民族政策、制度去留和宗教政策。随后， 中央致电西南局要求以此为基础， 制定更为详细的谈判条件。邓小平随即主持制定了10项政策报送中央， 中央于5 月29 日作了批复，毛泽东只在上面增加了7 个字。

首战必胜，有利有节

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平解放西藏，西北局先后派出两批人员赴拉萨做劝和工作，一批被西藏地方政府驱逐出境，另一批遭到西藏武装扣押。西南局也派了两批，第一批是由志清大师和贾题韬，被阻于金沙江畔，进不了西藏。第二批由当时已经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格达活佛亲赴拉萨劝和。

邓小平专门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请格达活佛转交达赖喇嘛。格达活佛在藏区有很高的威望，他在藏区一路宣传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制定的10 项政策。但是，西藏当局决意以武力维持其统治，在格达活佛抵达昌都后，西藏已经开始着手军事布置，留下8 个代本（西藏地方武装编制单位，每个代本有500 人左右）负责拉萨安全和阻击由云南、青海和新疆三方入藏的人民解放军，将精锐部队的9 个代本布防在昌都地区，决心以武力抗阻从四川入藏的十八军。西藏地方当局在英帝国主义驻西藏高级官员的教唆下，将格达活佛软禁在昌都，并给格达活佛下毒，致其于8 月22 日牺牲。西藏地方当局错误估计形势， 不惜穷兵黩武，将藏兵原有14 个代本扩充为17 个代本，从外国运进大批军火和电台，请外籍军事教官训练藏军，提升藏军作战能力。格达活佛被杀害标志着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自闭和平谈判的大门，决心一错到底。消息传回来后，各族人民十分悲痛。

侦察到藏军在昌都的布防后， 邓小平意识到昌都一战难以避免， 随即于8 月6 日下达《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指示昌都战役事关西藏解放全局，需首战必胜，力求全歼， 形成威慑。格达活佛牺牲第二日， 即8 月23 日，毛泽东致电西南局和西北局，指示10 月前占领昌都，打一打，有利于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

接到毛泽东电报后，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立即行动，指示十八军作为主力发起昌都战役。9 月5 日， 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率军机关进抵甘孜，与4 月份先期达到的十八军前进指挥所人员会合，10 天后召开作战会议，具体部署昌都战役。会后，十八军一五四团和青海骑兵支队为右路，迂回至昌都后方，切断昌都藏军回撤拉萨的道路；十八军侦察营、工兵营和五十四师炮兵连为左路，负责攻击缓进，正面钳制昌都藏军主力，避免藏军过早逃跑； 十八军一五五团、一五六团和炮兵营为中路，担负主力任务，直取昌都。解放军左中右三路相互配合，对昌都形成合围。10 月6 日，昌都战役打响，至24 日结束，消灭集结在昌都的藏军9 个代本和其他武装力量共计5700 人，其中包括阿沛·阿旺晋美于10 月20 日率领起义的所属2700 余人。西藏地方当局依靠的藏军主力在18天的战斗中被一举歼灭极大地震撼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 促进了其迅速分化，和平谈判大门终于被打开。

昌都战役后，对于投降的藏军， 解放军将武器发还给他们，藏军愿回家的回家，不愿回家的发几块钱， 有家属的也发，藏军深受感动。回到西藏其他地方的藏军都积极宣传人民解放军与历史上的汉人大不一样，是“新汉人”，真诚真心为藏民好。进藏部队严格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驻军寺庙，不占用百姓住房，买了东西按价给钱， 借住民房及损坏东西一律予以赔偿。很快，军民关系十分融洽，藏区人民解除了对解放军的担忧和顾虑，由初期的提防转为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入西藏。

在西藏人民和时局发展的迫使下，西藏地方政府实际掌权者达扎摄政于1950 年11 月17 日辞职，时年16 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前亲政。1951 年2 月12 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主持下的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 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赴北京谈判。4 月19 日，邓小平在重庆宴请代表团全体成员，向他们讲解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 指出西藏人民接受和平解放西藏是正确的历史性选择。

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4 月22 日抵达北京。经过协商，关于西藏解放“十七条协议”于1951 年5 月23 日在北京正式签订。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的实现，西藏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签完协议返回西藏的途中再次经过重庆，邓小平等西南局领导于6 月8 日在重庆大礼堂隆重召开庆祝大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西南局将认真贯彻协议精神，支持藏区和平发展。

1951 年5 月25 日，毛泽东发布了《关于派遣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训令》，指示启动和平解放西藏后的对藏战备进军。至1951 年底， 解放军分驻西藏各地和边防要地， 全面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