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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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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唯才是举知人善任的曹操

    更新时间:2014-12-12 浏览次数:183 信息来源:范晓春

    “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豪杰争相起兵,曹操能在魏蜀吴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中扩大势力,与他在选人用人上高出一筹的谋略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在他的麾下汇聚了一大批文臣武将,一时人才济济, 独领风骚。孙权说:“至于御将, 古之少有,比之于操,万不及也。” 曹操选人用人的独到之处在哪里呢? 

    三下求贤律令, 八方网罗人才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是曹操《短歌行》中的名句。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他为实现理想抱负延揽天下人杰的思想: 山不嫌弃尘土乱石才见巍峨,海不嫌弃涓涓细流才见其深,我只有像周公那样礼待贤士,才能把天下人统一在我的麾下。

    当初曹操同袁绍一同起兵时, 袁绍曾问曹操:“如果起兵之事不成, 什么地方可以容身?”曹操说:“您觉得呢?”袁绍答:“我向南守住黄河,向北占据燕、代,联络狄的强兵,向南夺取天下,或许可以成功吧?”曹操则说:“我只要凭借天下有才之士,用好的方法驾驭他们,就没有什么做不成的。” 

    在征战过程中,曹操为网罗人才,曾三发求贤令,这是同时代人所不能企及的。

    第一次是建安十五年(公元210 年)春天,他在令中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他讲: “自古以来,凡是开国皇帝和中兴君主,哪有不需要有才能的人共同治理天下的?君主足不出巷,就能得到贤德之才相助,这难道是侥幸相遇的吗?居于高位的不去寻访怎么行呢?如今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 正是需要贤德人才的时候。”“难道如今天下真没有像吕尚那样,衣衫褴褛却才华横溢,并在渭水边垂钓的人吗?没有像陈平那样被诬陷与嫂子通奸、又收受钱财而还没遇到赏识他的人吗?各位一定要帮我留心观察,不管怎样出身低微,只要有才能就向我推荐,我将好好任用他们。”这年冬天,他还下令建造铜雀台。高台建成后,除处理军政要务,每逢天气晴和之日,月朗星稀之夜,便与汇集到邺城的天下名士相聚,吟诗诵赋,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灿烂辉煌的“建安文学” 时代。

    此后,曹操又于建安十九年和建安二十二年发出第二和第三次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废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心思想仍只有一个:不讲门第,不拘品行,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

    纳才胸怀宽广, 容才气度恢弘

    选人用人不仅要有求贤若渴的诚意,更要有容才纳才的气度。只有大胆突破血统、门第、资历、地域和亲疏等界限,天下英才皆为我用,“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才能成就常人难成之大业。在这方面,曹操不仅政治抱负宏大,在用人上更是气度非凡。

    当时,曹操最想争取过来的是刘备和孙权这两个枭雄。他认为刘备是一个可与自己打天下,也可争天下的屈指可数的英雄人物,因此对刘备十分敬重。两人相处时曾“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对刘极尽恩宠之致。但刘备不甘在曹之下,时刻准备光复汉室、独创伟业。两人闹翻后,刘备一次被曹兵打得大败, 妻子和关羽都被生俘。在此前后, 曹操的谋士程昱、郭嘉等,几次提醒趁机杀掉刘备。程昱讲:“我看刘备很有才能,又很受人们拥戴, 最终不会甘心居人之下,不如早点除掉他。”曹操却讲:“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心,不可。” 

    孙权是三国时期的后生才俊, 尽管比曹操晚生27 年,但仍是必用之而后快。赤壁大战后,曹操更是采取过多种措施,想把他拉过来。让阮瑀代他起草的《与孙权书》, 完全是站在平等立场上讲话,从“百姓保安全之福”,孙权也可为天下一统做出更大贡献的高度,劝导孙权与他合作。孙权经过得失利弊的综合考量, 做出了称臣的表示。如果不是曹操突然死去,三国的历史可能会以两人联手而呈现出另一种局面。

    曹操争取关羽的过程更是网罗人才的精彩一幕,千古流传,无人不赞。曹操最值得称道的,还在于他敢于冲破老框框,用人不拘一格,亲仇不避。在他最负盛名的五个将军中,于禁、乐进拔于“行阵之间”,张辽、徐晃取于“亡虏之内”,“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被誉为“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原来是替袁绍写文章的,曾在著名的《为袁绍檄豫州文》中将曹操挖苦得浑身发凉。文章讲曹操的祖父曹腾“饕餮放横,伤化虐民”;讲曹操的父亲曹嵩“乞丐携养,因赃假立,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 倾覆重器”;曹操本人是“赘阉遗丑, 本无懿德;狡锋协,好乱乐祸”, 也就是本为宦官之后,品德不好, 骄横跋扈,锋芒毕露,喜好犯上作乱。进而历数曹操“割剥元元,残贤害善”,“卑侮王室,败法乱纪, 坐领三台,专制朝政”,“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桡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枭雄”的种种罪行和险恶用心。后来,曹操抓住他后,问在檄文骂他一个犹可, 为什么骂他祖宗三代?陈琳不亢不卑, 用“矢在弦上, 不可不发”以对。曹操自然心领神会,认为他才识过人。于是力排众议,不仅不杀,还委以重任,留在身边做高参。后来, 曹军中的征讨、晓谕文书不少是出自陈琳的手笔。

    更难能可贵的是,曹操即使对那些降而复变或叛己投敌又被捉回的人,也千方百计再争取过来。人所周知的事例就是张绣和魏种二人。魏种原是曹操的故旧好友,曾被曹操推举为孝廉。兖州战役遭败绩, 投敌叛曹操的人很多,曹操说:“只有魏种不会背叛我。”没想到,魏种也叛逃而去,这真是大伤了他的脸面,大怒讲:“你魏种只要没逃到南边越地,北边胡地,看我怎么惩治你!”不久,将魏种捉到,有人说,把他杀了。曹操思量再三, “唯其才也”,也就是说,“谁让他是个人才呢!”结果是“释其缚而用之”。如此对待魏种,感召了其他叛逃的人, 纷纷自动返回。

    官渡之战后,下属搜集到本营中一些人给袁绍写的欲降信,问曹操如何处理。这一发现确实令他震惊,如果处理不当,必定埋下内乱的种子。但曹操在震惊之余, 果断地决定“焚之”,并说:在大战时我自己还有丧失信心的时候呢,更不用说别人了。曹操这一把火,不知将多少人对曹操动摇的心,烧炼为对他的忠诚。

    用人之所长, 因才而授任

    对待人才不是招纳来、容得下就行了,还得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曹操的做法是知人善任,唯才所宜,用人之长, 坚持底线。

    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晏子曾提醒齐景公有“三不祥”:“有贤而不知, 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要避免“三不祥”,就必须做到知人善任。曹操深悟其理,运用自如,“仁者用其仁, 智者用其智”。打徐州,荀彧有完整的思路,就让他做军师;征辽东, 郭嘉有极具创意的策划,就带他随军出征。战将中有的性如烈火,视死如归(如典韦、庞德等),每有大战恶斗,总是派他们披坚执锐, 冲锋陷阵; 有的智勇双全,文武兼备( 如曹仁、张郃等),平时把他们放在重要岗位,遇有战事,放手让他们统帅诸军,独当一面。

    任何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有优点也有缺点。如果一个领导者“察之密,待之严”,要求人皆完人, 结果只能是有的人认为自我不可能得全,而主动退出,有的人即使被录用,也难以被委以重任。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投机取巧、言虚行伪之人,还会乘机而入,窃取高位。为此,曹操打破了当时比较流行的用人倚重品行和身世的陈规,不废偏短,不轻微贱,容忍他人的矫情任性,不计旧日恩怨,用其所长, 尽其所能。为此,他在第二道求贤令中还提出了“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的观念。

    综观曹操的智囊团,都是由名震一时的才子组成。其中有个叫程昱的人,虽为曹操所钟爱,但个性太强,时常与别人闹不和,时间一久, 就有人告他要谋反,想借曹操之手泄私愤。曹操深知,程昱是有缺点, 但绝不会背叛。越是有人告他,曹操就越厚待他。告状人见目的难以达到,只好作罢。郭嘉是曹操的“高参”,对他的话,曹操一般是言听计从。起初,有个叫陈群的人对郭嘉很不服气,抓住郭嘉作风松散, 行为不够检点的毛病,有机会就在大庭广众告他的状。每遇这种情况, 曹操总是肯定陈群的想法是好的, 但不说郭嘉不好,反倒对郭嘉更器重。这样,自然把陈群引导到多看对方的优点上来,气也消了,与郭嘉的矛盾也逐步缓和了。

    曹操的同乡丁斐在曹营任典军校尉之职,得到曹操信任,丁斐有什么建议,曹操一般都能采纳。但丁斐有爱贪小便宜的毛病。后随同曹操征吴,因自家的牛瘦弱,就利用职务之便掉换了一头官牛,被人告发,受到免官下狱的处罚。曹操后来见到丁斐,故意问他:“文侯, 你的印绶到哪儿去了?”丁斐知道曹操是在开自己的玩笑,于是回答: “拿去换大饼吃了。”曹操听了,哈哈大笑,对身边的人说:“东曹椽毛玠多次跟我说,要我重重地处罚丁斐。我并不是不知道丁斐不清白,只是我有丁斐,就像人家有善捕鼠却爱偷东西的猫一样,偷东西虽会造成一些小损失,却可以使我的东西保存完好!”于是又恢复了丁斐的官职, 像原来一样用他。

    当然,也有人讲,曹操用人只用其长,而不注重品格,没有底线。其实不然,他讲“唯才是举”,目的是为了把东汉末世变形走样的人才举荐制度纠正过来,把“才”的标准重新确立起来,凸显“才”, 而不轻视“德”,他是想强调,治天下和打天下时对德和能的考量, 应有侧重,也就是“治平尚德行, 有事赏功能”。

    曹操非常重视人的德行,重用忠于故君、孝顺父母、崇高信义之士, 并特别重视对主管人事官吏的选用, 以把住选人用人的第一道关口。担任这些官职的崔琰、蒋济、毛等大都是清廉正直,不徇私情,办事认真,坚持原则的人。曹操初任冀州牧,召崔琰为别驾从事,对崔琰说:“昨天,我考察了冀州的户籍, 可得30 万人,真算得上是一个大州啊!”崔琰听了,却回答说:“现在天下分崩离析,袁氏兄弟操戈内战, 冀州百姓暴骨旷野。王师来到冀州, 没听说传布仁德,慰问百姓,救民涂炭,却在这里算计如何扩充兵力, 把这件事当作当务之急,这难道是冀州百姓所希望于明公的吗?”一席话把在场的人个个问得惊恐失色。曹操听了,却对崔肃然起敬,连忙收敛起得意的神态,向崔琰道歉。

    曹操还积极倡导和褒扬美好德行,坚决反对品行不端、浮华不实、拉帮结伙等。他把杜畿比之大禹,认为他是无可挑剔的,又比之颜回, 要求大家“仰高山,慕景行”;说荀彧是“怀忠念治”、“忠恪衹顺”; 说荀攸“真贤人也,所谓温良恭俭让”、“无毫毛可非者”;说郭嘉“尽节为国”、“忠良渊淑”;说乐进、于禁、张辽“质忠性一,守执节义”, 如此等等,这些人也完全配得上曹操的这一评价。

    注重文武平衡, 维系内部和谐

    人才汇集之所,常常也是物议多起和矛盾集中的地方,因为人才多是有强烈个性和独特禀赋的人。这样,如何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是领导者必须考虑和处理的大问题。曹操一面谦虚谨慎,善于集众智、用众力;同时,尤其注重平衡文武关系,不偏重某一类人才,赏罚分明, 注重搞好内部的和谐团结。

    曹操自己不搞一言堂,也坚决反对僚属的“面从”。在选择确立太子的过程中,就特别注意听取一些大臣们的意见,尤其是不在曹丕、曹植身边充当谋士的那些有识之士的意见。他曾先后秘密征求过杨俊、贾诩、崔琰、毛等人的意见。事实也证明,曹操从汉末群雄中胜出, 多是靠广纳谋臣建议的结果。荀、郭嘉、荀攸、贾诩、许攸等在关键时刻,如剿灭吕布、官渡决战,都提出过重要建议,贡献尤著。而每当战胜克捷、论功行赏时,不仅重赏浴血奋战的将领,对多谋善断、积极建言献策的谋臣也给予重奖。他还强调:“平定天下,谋功为高”; “谋为赏本,功未必皆野战也”。能做到这一点,在以战场征伐为主业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曹操在这方面的优长还表现在不贪功上。建安十二年( 公元207 年) 二月,曹操下令:“从我起义平定暴乱到今天,已十九年了,所讨伐的都成功了,这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吗? 这是众多有才之士的共同努力完成的呀! 天下虽然还没有完全安定,我自然会和他们一起去平定,但让我一个人享受这么多人的功劳,我怎么能安心!应尽快给大家论功行赏。”于是功臣20 多人都被封为列侯,其他人也依次受封, 还减免阵亡将士后代的赋税,轻重各有不同。而类似这种不吝官爵的奖赏规模较大的还有3 次,结果他“失去”的是官位爵禄,得到的是政权、土地和人口,而政权的巩固和统治区域的扩大又可提供更多的官爵,吸引更多的人才为之效力,推动统一大业的实现。

    要想搞好内部团结,不仅要论功行赏,还得真诚关心人才。纵观曹操的政治生涯,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部属死后,他常常为之痛惜, 特别是对重要僚属的死亡,更是哀恸不已,往往亲临吊唁,追赠加封, 惠及子孙。

    “争天下必先争人。”曹操起兵时,只有本家族的几个兄弟和侄子作骨干,七拼八凑,不足四千兵马, 但他求贤若渴,从一兵一卒抓起, 从一官一吏用起,在短短的几年内, 贤才奇士争奔归附,造就了“谋士如云,战将如林”的庞大队伍。依靠这样一支队伍,他屡胜对手,“克成洪业”,将长江以北的混乱局面扭转过来,实现了大半个版图的统一。

    当然,从曹操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来看,一方面他倡导“唯才是举”,使用了大批贤才,但另一方面,他也骄矜自信,拒谏饰非,雄猜极测,具有求贤又杀贤、用才又弃才、纳谏又拒谏的双重特性,并且这一缺陷在其创业初成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荀、崔琰、杨彪、孙融、杨修等都因忤他意旨而被逼死或遭杀害。就三国实力而言,曹操所占地盘要比吴蜀大得多,人口多得多, 军事、经济实力也强得多,还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但三国鼎峙局面却沿续了几十年,终曹魏之世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并且自己的江山也被他器重的司马懿父子给夺取了。同时,以现代的眼光看, 曹操的选人用人是典型的帝王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