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赵炜老人家，我们提前就约了近两个月时间，还是由一位老领导牵线搭桥。因为她很忙，经常出去讲演讲学。
终于在去年末的一个冬日下午，约上了老人家。我们很守时地来到了老人家在北京万寿路的寓所。进门前我们很忐忑，因为老人家年事已高，而且她也是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多少有些心生敬畏。
但一进门，一位精神矍铄、穿着极为朴素的老人就将我们热情迎进了屋子，又是倒水，又是拿出水果，作为晚辈的我们，十分不好意思起来。
“没事没事，你们随便坐。”老人家和蔼可亲，就像我们的妈妈，我们一下子就放松了许多。
落座客厅的沙发后，我们说明来意和采访主题，老人家从茶几上一摞材料中拿出一张报纸，一看就是早有准备的。
“《人民公仆》杂志传扬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人风范，你们有这个责任。”老人家打开了话匣子。她说：“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会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表彰大会（时间是2014年11月26日上午）老干部代表时就说了，‘要发挥老同志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组织引导老同志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好声音，推动全党全社会更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作为曾在领导同志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应当把老一代革命家的伟人品格、做人做事风范传颂开来。像周总理、邓大姐这样的伟人，就是中国精神的代表，是人民公仆的楷模。我也有着这样的责任，向年青一代讲好他们的故事。”
“但故事怎么讲呢？”老人家沉吟片刻说：“我在总理和大姐身边工作了37年，他们是伟人，也是普通人。他们离开我们已经有许多年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恍若昨日，他们的丰功伟绩多少时间又能说得完呢？”
“还是借赵朴初老先生对周总理、邓大姐的评价说开去吧。”赵炜老人家说的是这样一件事：在邓颖超同志诞辰90周年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座谈会上，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评价说，周恩来、邓颖超这一生是认真地对待事、严肃地对待自己、真诚地对待人，这就是他们一生的写照。
“我就用赵老对他们的这三句评价，给你们讲讲周总理、邓大姐在待事、待己、待人方面的一些故事吧。”
老人家很健谈。我们循着她的思绪，时而走进时光的隧道，时而又回到现实，一幅幅令人感动的画面伴随着赵炜老人的讲述似展现在眼前。
感知“伟人的平凡”和“平凡中的伟大”
如今已是82岁高龄的赵炜老人家，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1951年参军，1954年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1955年调至国务院总理办公室。
“我是沈阳市第七女子中学的学生，中学毕业后报名参军。在1953年被送到长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干部学校学习了一年后，1954年我转业来到中南海。留在国务院做了几个月的译电员后，一天秘书科的科长找我谈话，要把我调到总理办公室去工作，我当时又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我可以见到总理了，担心的是我才23岁，能胜任这份工作吗？我当时就是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走进中南海西花厅的。”
中南海西花厅是建国后周总理和邓大姐一直生活工作的地方。就是这样，作为一名普通战士的赵炜1955年走进周恩来夫妇工作和生活的西花厅，从心潮起伏到归于平淡，从对伟人心生敬畏到十分坦然地相处，她在伟人身边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她为总理和大姐先后做服务、当秘书，在总理和大姐的关怀下结婚、生子、育女，又像女儿一样分别送走了这两位伟人与亲人。这是组织安排的任务，但这里又更像一个大家庭。
日子过得很快，，时间一晃又过了37年。
两位老人去世后，她离开中南海，先后担任了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还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等社会职务。这期间，尽管许多地方和部门特别是工厂、学校、街道经常请她去讲伟人的故事，但一直没想要写一本书。
赵炜说，在西花厅工作的日子，总是觉得很忙，但一旦静下来却感到许多事却是那样自然，回忆起来脑海里常常更多的是空白。这其实就是一种“再熟不过”的感情，真的是“蓦然回首似云烟，两袖清风亦淡然”。
在许多人的鼓励下，在邓颖超大姐诞辰百年之际，她终于出版了《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一书，记载了她在两位伟人身边工作生活的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感。
书的字里行间透露出老人家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真诚挚爱，透露出老人家把自己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在西花厅度过的那份不舍与骄傲。
“他们是了不起的人，他们是伟人，但又是那么平凡。我给你们讲的故事，有些在书中写了，但更多的却是深深埋在我记忆中的。”老人一边讲，我们一边记。
37年的西花厅岁月，对这个已经82岁的老人来说已是悠悠往事，但赵炜对周总理和邓颖超的敬意与怀念，并没有随着时光淡去……
春蚕到死丝方尽认真地对待事
被中国老百姓亲切地称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同志，一生都把自己定位成人民的“总勤务兵”，兢兢业业地践行着“为人民服务而死”的诺言。
有人说，只有近距离感受到的伟大才可称其为“真正的伟大”。在光环褪尽、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后，他们所折射的人性光辉才是最震撼、最持久的一种力量。赵炜老人家眼中的周恩来、邓颖超，便正如此。
“坚定的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这两个伟人身上表现得非常集中，这种精神是时时刻刻的，并不经意地表现在每一件小事上，都是实实在在的啊！”赵炜说。
对待党和人民的事业，对待党交付的每一项工作，总理和大姐都是一丝不苟，极为严谨，非常认真的。赵炜老人家讲了一个“总理办公室钥匙和保险柜钥匙”的小故事。
“总理对党的事业极为忠诚，这从他的一贯行事风格就看得出来。”赵炜举例道，“总理是一个保密意识很强的人。平时，周总理有两件东西从不离身，一件是他的手表，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周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书一把，值班警卫一把。钥匙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邓大姐也没有他的钥匙，更不会踏进总理的办公室，有事找总理时都是站在门口说一声。总理在出国时才会把钥匙交给邓大姐保管，为了避嫌，每次邓大姐都当着我们的面把钥匙装在一个信封里，然后用订书机把信封口封住，等总理回来时邓大姐再亲手交给他，还会风趣地说：‘给，完璧归赵’！” 赵炜告诉我们，邓大姐办事也很有原则性、纪律性很强，他们俩配合得十分默契。
“总理习惯于夜里办公，邓大姐有时心痛总理忘我熬夜工作，想催促总理休息一下，但也只是轻轻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站在门口轻声督促一声：‘恩来，天快亮了，该休息休息了’。”
总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特别严格。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对总理的脾气和工作作风都有相当的了解。在汇报工作时，总理要求：一要准确，二要及时，三要简明扼要，从来不能用“大概、可能、也许”这类无确定概念的含糊词，说话也不能啰嗦或者拖拖拉拉。否则会受到总理严厉批评。有时要核对文件上的一个数字，工作人员要查询几遍，还要把原件拿给他审。
“总理也是一个办事极有规律的人。”赵炜又举了个例子：每天要给总理处理的信件很多，遇上机密性很强的信件，总理都是亲自写信封和封信，注明由某某同志转送给中央某位领导亲启，有时他要添加些内容，就在信封上注明“这是我拆开又重封的”。总理对工作人员的职责分得也特别清楚，在他的办公室，什么事该秘书做，什么事该卫士做，他也一点不含糊。“有时我们在办公室看到他杯子中没了水，很想为他添加点，总理都坚决不允许，他会说，‘这不是你们干的事，让卫士来’”，赵炜说。
这种工作作风也表现在总理办公室的整洁干净上。“总理每天办公完毕，都习惯于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笔、墨、放大镜等文具都一律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位置，临走还要把椅子摆放好。”赵炜说，从她第一次走进总理办公室一直到1976年总理去世，他办公室的陈设和格局基本没有变过。
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可谓日理万机，但在一些关系民生的问题上，总理总是尽量亲历亲为。赵炜回忆说，记得建国初的北京，交通很不方便，总理亲自绕着环线乘电车了解情况，然后就与北京市的同志多次开座谈会研究。这种工作作风在2013年播映的一部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说的是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党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组织调查组或亲自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1961年5月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伯延镇时，新中国正面临旱灾和饥荒，伯延沿路的枯树便是无声的证明。然而，从公社主任到老乡们，没有人愿意告诉总理饥荒的实情，大家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不给国家添麻烦。
一次座谈会，社员黑压压挤了一大屋。开始大家不敢说话，周恩来笑着指指身后墙上的画像（当时普遍张贴七位中央常委的画像）：“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的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蹲在总理身边闷头吸烟的村民张二廷在总理问到他时，头一个跳起身“放炮”：“要说食堂好，全是假话。
食堂吃不饱。”还愣冲冲来了一句：“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周恩来闻言猛然一震，沉凝片刻，眼里噙满泪水：“还是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我先道歉，对不起大家。”四天四夜里，周总理走访了几十户农民家庭，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走访调研考察中，了解了真实情况，伯延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集体食堂的人民公社。
古诗曰：“春蚕到死丝方尽”。赵炜说，周总理和邓大姐不止一次与她说过，我们要像春蚕一样尽力吐丝，直到生命停止。多争取一分钟时间，就要为党多工作一分钟。赵炜清楚地记得，从1974年6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周总理患膀胱癌晚期不得不住到305医院。在这587天内，大大小小手术做了14次，但手术后只要能坐起来，他就一天不休息。据赵炜统计，这587天，总理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谈话161次，与国务院部委同志谈话55次，与外地来京同志谈话63次，在医院召开了48次会议，还拖着病体会见了朝鲜、日本、罗马尼亚友人。从开始还能自己签署文件，到生命的最后让邓大姐给他念文件，让工作人员每天给他读报纸，他始终惦念着党和国家事业，始终关注着那个纷乱的时代。赵炜回忆道，就在总理生命的最后时光，1975年11月15日下午，总理让她拿来纸笔，亲自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的字条，并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这充分表明了总理毕生是把自己的生命与党和人民连在一起的。
鞠躬尽瘁为人民严肃地对待自己
“周总理邓大姐夫妇都是国家领导人，应该享受一定的生活工作待遇，但他俩却是那样严于律己，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活，绝不搞特殊化，有时对自己近乎苛刻。”赵炜说。
总理在国内视察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准地方领导去车站或机场迎送，不准宴请和陪餐；吃饭时两菜一汤，不准酒水招待，不吃高级宴席；在公共场所不准封园拦路，也不要戒严。
赵炜回忆说，总理经常出差自己备着茶叶，走到哪里都尽量不花公款。如果是私人用车，他要让司机计里程数，自己缴费；就是到北京饭店会见外宾，在外宾未到先找个房间休息也要付费，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总理和大姐带头减粮，不吃肉。一次，他们到长春视察，宾馆服务人员早上给他们上了油条，总理坚决不要。他说：“炸油条得用多少油啊，老百姓一个月才供应几两油。”
在西花厅也是这样。总理和大姐从不铺张浪费，随手关灯，节约用水，规定洗澡次数，对自己对工作人员都有要求。总理喜欢看电影，租来影片他都要自己付钱，他有时让工作人员一起看，但费用却是自己拿。
赵炜还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出差了。他们房间里的地砖返潮很厉害，医生、秘书们就商量，换个木地板隔潮。于是新添了木地板、浴缸、窗帘和一张席梦思床。周恩来回来大发脾气说：“没有得到我的允许，换成这么讲究，国家还很困难，这样子不行！我自己掏钱。”秘书回答：“您的钱不够。”周恩来说：“那我就不住，换回原来的东西。”于是就住招待所去了。秘书们只好把席梦思床退掉，把原来的旧窗帘之类的都换了回来。陈毅副总理也劝说：“人家该换的都换回来了，你在外边住，我们找你也不方便呀！还是回来住吧。”动员半天，周恩来才又回到西花厅。后来，他还在会议上作检讨：“是我没有把秘书教育好。”
“总理和大姐也绝不收礼的。”赵炜举例道，一次，给总理当了11年警卫后来在福州军区作副司令员的老下级知道邓大姐喜欢吃嘉应子，就寄来两盒。他们一定要退回，赵炜忙阻拦，说这是老下级一片心意，执拗不过，他们一定要寄回钱并要求下不为例。一次总理老家江苏淮安给总理寄来两箱他爱吃的油炸糕点，他也坚决不收，后来怕坏，就分给了战士，但总理要求给地方回信下不为例，并付了100元钱。
“总理和大姐对自己严格，对周边的工作人员和自己的亲属也一样严格。”
赵炜说，周总理和邓大姐时常教育工作人员不要有优越感，平时工作和待人接物要谨记：无论是谁都不能用办公室的名义去谋取私利，不许搞特殊，不能盛气凌人，要以礼相待，不能高人一等，凡事要冷静，以理服人……可以说，在周总理和邓大姐身边工作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谦虚低调的。
周总理下边有两个弟弟，最小的弟弟周恩寿比他小6岁。1949年初，北京和平解放后，周恩寿来北京找到大哥，要求参加工作。周恩来说：“要参加工作，不能我个人说了算，你得去上学，然后听从学校的分配。”于是周恩寿报考了华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钢铁工业局（冶金部的前身）。周恩来专门给钢铁工业局的领导交代说：“他的职位要尽量低，待遇尽量少，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像国民党那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于是，周恩寿被安排到基层工会工作。第四个孩子出世后，两间小东房住不下，周恩来就让小弟的三个大孩子搬到西花厅住。三个孩子平时住校，周末回西花厅，休息时回家看父母。在西花厅，三个孩子住一间房子，屋里三张床，一张桌子，十分简单。有一年学校放假，好多同学都被小汽车接走了，大儿子周秉德带着年幼的弟弟妹妹，又要带需要拆洗的行李，非常希望自己也能像别的同学一样，有小汽车来接。于是，秉德便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请求派小汽车接，信封上写着“中南海邓颖超同志收”。结果却等来了一位骑自行车的叔叔，雇了两辆三轮车帮他们把行李拉回中南海。看着孩子们不解的目光，邓颖超解释说：“小汽车是国家配给伯伯工作用的，小孩子们不能用。”
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亲生子女，对待周秉德兄妹们视同己出，一方面疼爱有加，一方面又非常严格。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周秉德的小弟小妹60年代末分别去了延安农村和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由于表现好，经当地推荐二人按照正常手续应征入伍。两年后的一个周末，已经应征入伍的小妹从北京附近的一个军营回到西花厅，非常高兴。周恩来招呼侄女秉建说：“跟你商量个事情，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牧区去？”秉建说：“我是通过正当手续当的兵，没有说你的关系，没有走后门。”周恩来说：“我不是说你这些不对，现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把当兵的这个机会让给当地的少数民族牧民不是更好吗？”当时秉建就哭了：“我回去了，人家还以为我在部队犯了错误给退回去的呢。” 周恩来说：“这不要紧，让他们给你换一个地方，以为是刚去插队的知识青年嘛。”就这样，周秉和与周秉建都恋恋不舍地离开部队，分别到延安农村与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
周总理和邓大姐一辈子相濡以沫，相互理解。赵炜在回忆录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全国解放以后，按照邓颖超的能力、资历，当个部长也是可以的。但是周恩来不同意，将她安排到国务院工作。毛泽东主席又批示让她到全国妇联当副主席。当时，全国妇联主席是蔡畅，她的工资级别是三级。邓颖超说：“我就别定四级了，我那
老头子也不会同意。”对方尊重她的意见，就给她定了个五级。结果到周恩来那里批示，一下子又给降了，定了六级。1975年，很多老同志提议让邓颖超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毛主席批准了，周恩来不同意，卡了下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安排邓颖超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小平说：“前年就要安排你了，就是那位老兄（指周恩来）不同意，给你拉下来了。”此时邓颖超才知道这件事情。
最令赵炜老人家感触深刻的，是总理与邓大姐一辈子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个伟人去世时都没做一件新衣服，连骨灰盒都是共用一个。
赵炜回忆说，总理去世后工作人员为他准备后事的衣服，邓大姐交代不要做新的，说这是总理一贯作风，平时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难，衣服总是打了补丁再缝补，死后更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人民的钱。结果在入殓时，周总理穿的就是一件穿过多年的中山装和一身旧的布衣裤。总理的骨灰盒是邓大姐挑的，但也不是贵的。在总理追悼会后，邓大姐特别交代“你们要把总理的骨灰盒保存好，等我死了就用这个。”当时赵炜就说：“骨灰盒不值几个钱，以后我拿你工资给你挑个好的。”大姐回答：“没必要，那是给活人看的，别买。我的工资是人民给的，省点，交党费。”
据赵炜回忆，1992年7月11日，为党和人民劳碌一辈子的邓大姐也离开了我们。邓大姐入殓时穿的衣服正是她送别总理时穿的黑色华达呢西服，这套衣服里子袖子都破了，还有几个不同料子的补丁，但这是大姐交代过的，死后就要穿这套衣服。遗体火化后也是尊重邓大姐遗嘱，用了总理的骨灰盒。后来，这个骨灰盒存放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内。
“两位伟人都具有伟大的人格，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一辈子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总理逝世后，邓大姐把他结余下的五千多块钱交了党费。等到邓大姐去世时加上国库券也就一万多块钱，全交了党费，他俩一生除了奉献，没有留下一分钱财产。
按照总理和邓大姐留下的遗嘱，他们的骨灰也都洒在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他们毕生战斗过的地方。
无情未必真豪杰 真诚地对待人
“总理和大姐对待工作非常认真，对待他们自己过于严格，但对待别人都是十分的真诚，始终给人以春天般的温暖。”赵炜说。
“37年在他们身边工作，几乎成了一家人了。”赵炜还记得，在1956年2月她在西花厅与他的爱人赵茂峰（原先在国务院秘书厅机要处工作后，调到总理办公室工作）结婚时，总理和大姐特意给他俩送来一张用绒线绣在杭州竹帘上的毛主席像。当天晚上总理工作忙完后还专门到他们在西花厅的小“新房”表示祝贺，祝愿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白头到老。
后来，赵炜赵茂峰夫妇在西花厅先后有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总理和大姐对他们一家人的生活都十分关心照顾。“要不是邓大姐坚决，我的女儿还来不到这个世上。”“总理和大姐特别喜欢孩子，他们在战争年代没能保住自己的孩子，但在1968年邓大姐却努力保下了我的孩子。”赵炜回忆说，那年夏天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当时她已有一个12岁的儿子，并且不愿意为怀孕而影响工作，于是和丈夫赵茂峰一致决定不要这个不请自来的小生命，“邓大姐知道了我要打胎的消息后，先是委婉地劝了我几次，后来见我顾虑依然很多就急了，有一天特严肃地把我训了一顿，说我太自私了”，于是赵炜就尊重邓大姐的意见把孩子生了下来。她说：“邓大姐特别高兴，让厨师杀鸡炖汤，还为我女儿取了两个名字，学名赵琦，小名小七。”
还有一件事情，赵炜记得清楚。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周总理亲赴灾区慰问群众。赵炜的爱人赵茂峰的家就处在震中的宁晋县。日理万机的总理心中也惦记着老赵家人的安危。在视察宁晋县东旺镇时，专门请人到茂峰家接来他的父母和伯父母四位老人，见面嘘寒问暖，了解他们家的受灾情况和愿望，并许诺灾后一段时间让老赵回家看看。后来总理兑现了承诺。
周总理和邓大姐对他们是这样，对西花厅所有工作人员也都如此。哪位同志家里有了困难，总理和大姐都要从自己的工资中给他们以帮助。
对待同事、朋友、外国友人，甚至曾经的革命对手，周总理和邓大姐也十分宽厚。
据赵炜老人家说，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先生跟她讲过一件事：那年于右任老伴80诞辰将至，不巧于右任不在西安，他对在香港的章士钊说：“今年我妻子的80岁生日，恐怕没人给她过了。”章士钊遂托人转告了周恩来。周总理作了细致安排，又找到屈武说：“你一定要以女婿的身份去西安给于夫人祝寿。”屈武说，周总理交办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好。屈武便带着礼物专程到西安，还带了封信，支持祝寿活动。这令于右任和于夫人喜出望外。
1961年，在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座谈会上，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交付给一个能够往来港台之间、并且能见到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人。这个人把信藏在口红盒里，在教堂里见到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把信交到张学良手上。张学良先生打开一看，一共16个字：“为国珍重，擅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他万分感动老朋友周恩来还在一直惦记着他！
上世纪90年代初，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经允许去了美国。邓颖超知道，他们想回大陆看看，可当时不可能实现这个心愿。于是派吕正操同志去美国看望他们。1992年7月，邓颖超去世，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也专门派张闾蘅到北京吊唁。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去世后，周恩来对他亲属的关照也很感人。1974年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卫夫人韩权华也在被邀请之列。招待会第二天，周总理看报纸时发现报道中没有韩权华的名字，就问怎么回事，赵炜打电话才知道，她生病卧床了。第二天，邓颖超就去她家看望，这令韩权华十分感动：几千人的宴会，自己一个小人物，周总理邓大姐都能关心到。
当然，这种对人的忠诚也表现在文革期间，总理努力保护着一批被红卫兵揪斗的老革命家，但当时的那种恶劣岁月，有的也没能保护住，但周总理和邓大姐是尽了心力，有的也在他们心中留下了终生遗憾。
“其实，周总理与邓大姐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是十分的忠诚。”赵炜说。
在有些人看来，周总理是有名的“美男子”，邓颖超的外貌与总理有些差距，其实早年还是总理追求的邓大姐。当年的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非常优秀、非常有能力的年青革命者。她记得在一次闲聊时，周总理突然对邓大姐说，“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邓大姐说她后来理解了，总理需要的是一个能从事革命工作、经得住艰难险阻的伴侣。“几十年相濡以沫，这是一对感情极为细腻和丰富的革命伴侣，也是西花厅尽人皆知的模范夫妻。赵炜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周总理去日内瓦开会，给邓颖超带回来了一束干花，有月季花、枫叶等，这束花一直放在大姐的房间里，直到邓大姐去世。有时候，邓颖超和总理也会有小小的浪漫。有次总理接待外宾回来，邓颖超迎上去说，“我可从电视上看到了，你都跟人家拥抱，今天我也要一个拥抱。”总理很痛快地说：“好啊”，在拥抱邓颖超的同时，还亲了一下她的额头。
这对革命夫妻的感情与相互的真诚也表现在周总理的最后时光。就在总理的弥留之际，有一天，总理望着邓大姐意味深长地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大姐看着总理也深情地说：“我也有很多话没给你讲。”这时候两人心有灵犀地深情对望着。
1976年1月8日上午8时许，巨星陨落。邓大姐赶到总理病床前一下子倒在总理身上，悲痛欲绝，嘴里哭喊着：“恩来、恩来……”
1月11日下午6点5分，送总理的灵车到了八宝山。在告别室，邓大姐无法抑制自己的心情，扑到玻璃灵棺上，看着总理的遗容放声痛哭，嘴里喊着：“恩来！恩来！我们永别了！让我最后看你一眼吧！恩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