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如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说，是个最好的时代，当然，也是个最坏的时代。因此，各级政府部门一定要顺应新的技术条件下信息传播的新规律和新的社会条件下群众（网民）对知情权的新需求，认真研究新媒体时代互联网舆论引导的新规律和新特点，探索新时期互联网舆论引导的新方法和新手段，从而为社会转型和变革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媒体，尤其是在微博等自媒体出现以后，其对于以往的媒体格局，特别是政府的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新媒体带来的新挑战
首先，微博等自媒体在传播方式上实现了核裂变式的广泛传播，几乎颠覆了“把关人”这一传播学经典理论。“把关人”理论是指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传统媒体在信息发布之前，把关人（记者或编辑等）会根据一定的标准（通常为新闻价值）对信息进行把关，使得进入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大众传播渠道的信息，大到是否采用这则信息，小到稿件的语言措辞，基本上都是符合传媒组织的立场和方针以及社会价值衡量标准的。而在“自媒体”条件下，只要不涉及敏感话题，每个网民都可以不经任何人同意，在微博上即时实现消息的传递。
其次，互联网发展进入到3.0社交时代后，具有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网络组织主要是通过网络群组来实现的，即网民根据人际关系、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等，通过社交网站组织群组来开展活动，而网络群组里进行的一些隐蔽活动，政府很难进行监管。如今，网络社交应用与手机定位功能相结合，对网民的动员可以实现精准化，即通过分析网民的不同态度或兴趣等，对特定群体进行精准动员。总之，当有人提出“世界微博政治史”这样的说法时，表明了在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帮助下，个人影响社会的力量在逐渐增加，“人人都可以低成本地挑战国家”越来越成为现实。
第三，作为一种新型社交媒体，互联网的舆情呈现出了一些新的传播特点，如人肉搜索、网络谣言、群体极化、网络审判等等，这些都是颇受诟病的网络暴政现象，亟需被规范和监管。
第四，网络舆论越来越多元化，引导舆论的难度和挑战不断加大。在多元多样化的思想文化领域，如何确立一个基调，如何在此基础上形成和谐的多元复调式社会舆论，对于当前的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面对新媒体挑战的新应对
面对新媒体背景下舆论引导工作出现的新形势与新特点，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在思想观念、组织安排、制度建设，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都还存在一些与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相适应的深层次问题。因此，一定要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认真了解各种媒体的不同特点，尤其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传播特点，努力把握新的传播规律，更加合理地运用媒体，更加科学地管理媒体。
首先，在思想层面，对互联网的技术特点和网络舆情发生发展的规律都缺少深刻认识，因此，对于互联网舆情的管理基本上还停留在被动应付的状态。以近年来比较热门的一门公务员培训课程“网络舆情应对”为例，从课程的名称中就可以感受到，仓皇应对的感觉呼之欲出。再比如这几年宣传部被戏称为“灭火队”，不停地与全国的各色媒体周旋应付，这样的舆论引导工作的真实状况，一方面反映出了当前各级政府在网络舆情处理方面的能力缺失，更为重要的是，事务性的疲于应付，使得宣传思想部门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更无暇顾及，去创新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
任何一个新事物的萌芽、出现、发展、消落，都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我们必须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并适应这种规律。逆规律而为，注定只能失败。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对于当前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引导工作，一是要充分认识到网络舆情是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二是要充分认识到网络舆情与之前的社会舆情相比，具有很多质的差异性；三是要充分认识到舆论引导不是舆情应对，“引导”比“应对”更重要。
其次，在组织安排方面，网络舆情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对已有的政府组织架构和制度设计提出了新要求。从目前的现实情形来看，因其可能具有的高度危害性，各地各部门都高度重视网络舆情，但效果却差强人意。
首先，在宣传部门之下，都成立了网络中心等互联网舆情引导的专门机构，但一方面受限于编制等客观条件，从事舆情收集与研判的队伍大多都是非在编人员，这样的客观实际远远不能适应高度重视的主观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是个新生事物，年轻人使用更加普遍，比如“90后”就被称为是“互联网原住民”，因此，在互联网舆情引导的理念层面，更加注重在形式上，比如说信息发布的语言上，去迎合互联网的特点，而不是将互联网引导纳入到政府舆论引导工作的整体中来，去探讨新形势下舆论引导工作的规律与方法，真正找到一条适合于化解社会情绪、形成社会共识的舆论引导之路。同样，基于以上认识，在选拔使用从事互联网舆论引导工作的人员时，也倾向于使用年轻人，而互联网舆情的研判工作上缺乏具有更高的政策水平和思想认识的专业人员，因此导致目前的互联网舆情研判工作流于肤浅，不能真正发挥参谋部和智囊团的作用。
再次，在制度建设上，一方面，在网络舆情监测、收集、分析、研判、引导的全过程，尚缺少一套完整的机制，尤其在互联网舆论引导方面；另一方面，就具体的互联网舆情处置而言，无论是处置程序，还是行为规则，都缺少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因此，当一些重大的网络舆情发生时，政府的信息发布在速度和内容等各方面都不能令公众满意，甚至因此引发网民的猜疑与反感。
此外，在当前的互联网舆论引导实践中，之前的管控思维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技术手段落后，引导方法单一，导致在发生重大或敏感突发公共事件时，在涉及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形象等焦点问题上，互联网舆情管理的方法，主要以行政管理、行政命令等行政手段为主，一律采取“封、堵、删”等强硬方法，或者通过网络水军发表一些一眼就能被识别出来的官方口径，而不是针对某个事件或某种言论的实际，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或者与公众展开对话与探讨，来解疑释惑或化解舆情，以至于在舆情迅速发展，形成危机状况时，政府相关部门才不得不出来“澄清”、“辟谣”、“解释”，这样的被动应对，使互联网舆情引导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而政府在处理互联网舆情时形不成合力，往往可能导致本属正常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逐渐演变为网民关注的热点问题，从而使舆情扩大化，酿成针对政府的舆情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