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去年一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掀起近两年国产电视剧的一个小高潮，开播以来，该剧在多家卫视连续创造了全国卫视晚间黄金档收视第一的纪录。该剧以1948年至1949年间国民党反腐及国共殊死斗争为主线，展示了在时代转折的关键时刻，不同人群丰富而多元的人生历程和精神图谱。
电视剧《北平无战事》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其中既有历史的真实，又有艺术的虚构。又因为该剧凭借画面精良的制作水准、富有内涵的深刻台词、精彩扎实的演出效果、严肃认真的历史态度，赢得收视和口碑双丰收。在观众沉醉于几大“影帝”飙戏的同时，也对该剧的历史史实和细节充满好奇。《北平无战事》中哪些事件是真实发生过的？哪些人物是真实存在的？
国家二级作家樊斌先生对那段历史做过深入研究，并出版和撰写过《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和《亡羊补牢：蒋经国在上海的日记》相关文章。本期刊发他记述那段真实历史的文章，以飨读者。
1948年8月，蒋经国挟“天子”之威，在上海领导“打虎”运动，严厉惩治腐败，遭到各种势力包括宋子文、孔祥熙等大官僚买办以及杜月笙等大黑帮的强力反抗，结果铩羽而归。
近几年公开的蒋经国当年的日记中，以第一手资料披露了他在上海“打虎”的始末。文中表达了他矛盾、彷徨、无奈与怅惘的心态……
在秘密宴请中给杜月笙等叩了一个头，连呼：“伯伯叔叔们见礼”
1948年8月下旬，蒋经国担任京沪区经检副督导员（俞鸿钧为正），驻进上海，施展铁腕整顿经济，并实行物价管制。蒋经国在当年8月20日的日记中，踌躇满志地写道：“……今晚离京赴沪。今日‘政府’正式公布改革币制的方案，此乃挽救目前经济危局的必要办法，但问题在于能否认真执行既定的方案，否则无论方案如何完整，还是失败的。督导上海方面的经济管制工作，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经济方面的工作，亦没有一点经验，所以恐难有所成就。但既做之，则必须确实负责，认真去完成应负的责任……”
因考虑到“打虎”活动的棘手，到达上海不久的一天晚上，他在私宅邀请了杜月笙、王晓籁等上海滩十几个“金融界巨子”。这些人都是蒋介石当年在上海的老朋友，邀请他们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带头作出让步，好把“打虎”工作作出些成绩来。
宴会是在隆重而且是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酒过三巡，客主双方在带些醉意谈到“限价”问题。蒋经国首先谈到任务艰巨，困难很大，而父亲之命必须完成，今后如有触犯诸位伯伯叔叔之处，务恳看在我父亲的面上多多原谅。最后，他从席上退下来，恭恭敬敬地向席上的客人们叩了一个头，连呼：“伯伯叔叔们见礼”。杜月笙、王晓籁等人见此，在席间也允许作一些程度的让步。
规模壮大的示威游行造声势，使国民党的新闻机构也配合着连日发出喝彩声
1948年8月2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并派在上海协助俞鸿钧先生督导经济管制有关诸事，这件工作是非常困难，但是亦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心尽力干下去……”。
1948年8月29日 ，蒋经国认为一切力量已经掌握在自己手里，杜月笙已暗里拿过话，并有“老头子”的亲笔信，一切都会很顺利，他要向上海的中小工商业者开刀了。
他一贯相信上海人欺软怕硬，需要吓唬一下，决定搞一个“十万青年大检阅”，来一次规模壮大的示威游行，以造声势。事前他召集十几个心腹在中央银行三楼的会议室举行会议，会议决定调青年军驻苏州的二〇二师和驻沪的二〇一师全部参加，上海市警察局、淞沪警备司令部、“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上海复员青年军联谊会所有会员，还有各机关、学校、工厂和市民们统统参加游行示威。
游行示威前全部集中到兆丰公园，排成整齐的行列，总数约7万人左右，号称“十万青年大检阅”。总指挥在蒋经国乘汽车到来之前，骑着血红色的阿拉伯战马，挥动明晃晃的指挥刀，绕场跑了一周，高呼“立正！”会场显出一片肃穆的气氛。
大会开始，蒋经国登上主席台，讲了简短的话。大意说：我蒋某人做事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彻底。何况这次“限价”是关系国家生命的大问题。我们今天公开向上海人民表示，我们有力量冲破一切困难和阻碍，不惜一切牺牲，我和诸位有血性的“爱国青年”，生死与共，共成大业，等等。
会后是示威大游行。100多部摩托车走在前面，接着是装载全部美式装备士兵的军用卡车，警察局几十部红色的“飞行堡垒”发出呜呜的叫声，近千匹战马奔驰在中间。其后，才是步行的队伍。上海市民挤满了窗口和街道，观看这稀有的示威游行，在上海国民党的新闻机构也配合着连日发出喝彩声……
孔家公子跳出来叫嚣：“你们告诉蒋经国，再要胡干，谨防他的脑袋”！
蒋经国在1948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出门的时候，有几个工人跪在地上，他们都是无锡火车站的工人，向我要求为其解决生活问题，老百姓真是太可怜了。但在这件事上，我又没有法子帮他们的忙，心中非常难过。上午召开统一检查会议。这批出席人员当中有许多都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钱的人，对于他们，今后必须严格加以管理与监督。下午，照常在中行办公，处理事务。以今天的情形来看，目前的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上，不可不干到底了！”
正如蒋经国的日记所说“工作是相当吃力的”。“限价”不到一个月，上海连烧饼也难买到了，买什么都得排队，热闹的南京路也变得冷冷清清。商店的老板说，“照限价我们买不进来，这存货卖完只有关门了。”这还是大商店为了应付“限价”做出不卑不亢态度的，至于那中小商店，就干脆把物价提高几倍，早已把那“限价”的堤防冲得无影无踪了。
“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日夜加紧搜查行人，甚至为了防止货物逃避，不到夜间12点就开始宵禁。上海变成了“死市”，连市民一日三餐的大米都买不到，到处是黑市！
盘踞在上海的大亨们，觉得已给了小蒋面子，他们恢复威风的时机已到，开始反扑，连一些小报也调过花枪向小蒋进攻，仿佛一座破烂的河堤，再也阻挡不住洪水了。
10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忽然一辆汽车从国际饭店出来，驶向附近一条小巷。负责把守街口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一个分队长和几十名队员命令这辆小汽车停下来检查。突然车上跳下来一个人，举起手枪对着检查的人，大声说：“我叫孔令侃。你们告诉蒋经国，再要胡干，谨防他的脑袋！”说完跳上车，扬长而去……
“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王升急忙向蒋经国汇报，要求把孔令侃干掉，可是蒋经国却冷冷地没有回答。孔令侃的出现只是一个信号，而更大的麻烦在等待着他……
那些日子里蒋经国“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于狂哭狂笑”
蒋经国在1948年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公司要犯已由特种刑庭判处死刑，其余的大投机家亦已押送特种刑庭。此类之事，对于上海人民心理之转变，是具有极大的意义的。此事成效之大，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也。上午在中央银行办公。为配给米事，商量甚久。外人的态度骄横，而政府则拟因此而变更政策，此事对我刺激极大……”
这一期间，蒋经国确实打下一些“老虎”，其中不少为贪官污吏。最有名的案例有杜维屏案、陶启明案、戴明礼案、王春哲案、荣鸿元案、戚再玉案等。
杜维屏是上海黑社会老大、蒋介石多年老友杜月笙的儿子。蒋经国居然也不手软，下令逮捕杜维屏，以金融投机罪交特刑庭公开审理，判刑8个月。小蒋连小杜都敢打，算是动了真格。
在随后一个多月里，64名参与投机的商人被关入监狱，舞弊勒索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张亚民、第六稽查大队大队长戚再玉、囤积居奇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被公审枪决。蒋经国决心与投机官商血战到底，此期间，他发表《上海何处去》的演讲中说:“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上海许多商人，之所以能发横财，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二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如与商人勾结，政府更加倍地惩办！”
蒋经国每打掉一个“老虎”，就好像是在奄奄一息的“党国躯体”上实施了一次电击，他希望有奇迹出现。可是，接下来的一个“老虎”终于使他打不动了。
9月底，蒋经国在浦东大楼召集沪上的工商业代表开会，重申“打虎”宗旨。与会的杜月笙发言说，“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全场目光齐聚在蒋经国身上，蒋经国当即朗声回应:“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扬子公司的董事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没有生育，对这个大外甥视如己出，最是宠爱。在过去的几年里，扬子公司一直是倒卖外汇、走私商品的最大官倒企业，自金圆券改革以来，它又是上海最嚣张的囤积大户。
10月7日，蒋经国终于对扬子公司动手了，他下令搜查扬子公司上海总部并查封该公司的所有仓库。第二天，国内各大报争相报道“扬子公司囤积案”，“清算豪门”之声陡起。公司被查，孔令侃向宋美龄哭诉。宋美龄专程到沪，把两人约到永嘉路孔宅面谈和解，蒋经国不从，姨表兄弟大吵一场，不欢而散。宋美龄只好去搬最后一张王牌。蒋介石当时正在北平前线主持军事会议，被夫人紧急电召，连夜乘飞机赶回处理家事。他将蒋经国痛骂一通，父子交谈不到半个小时，小蒋就垂头丧气地走出办公室。
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而积极报道“扬子案”的《大众晚报》、《正言报》被勒令停刊。蒋经国的老部下贾亦斌登门质问蒋经国，扬子案究竟办还是不办了。蒋经国黑着脸，十分消沉地说，“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啊。”
就这样，轰动天下的“扬子案”以如此荒唐的方式落幕，这也意味着蒋经国上海“打虎”行动的戛然终结。扬子公司被“放生”后，蒋经国辛苦建立起来的整肃权威顿时冰散，市场信心瞬间崩溃，从10月起，上海物价再度飞扬。《申报》报道称:“黄牛党无缝不钻，长蛇阵随处可见，绒线香烟西药等物无一不被抢购……”
民国著名记者、蒋经国的朋友曹聚仁曾撰文记载，那些日子蒋经国“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于狂哭狂笑……”
在强大的腐败势力面前蒋经国也不得不接受“滑铁庐”的命运
1948年11月6日，蒋经国在日记里表达了怅惘的心情：“……昨日正式发表消息，辞督导员职。自今日起已不再到中央银行办公。当我离开办公处的时候，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傍晚步行到金融管理局向林崇镛、李立侠辞行。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的凄惨。今日早晨，约行深、沧白、灵峰、仲平乘汽车作杭州之游。中途经过闵行、乍浦、海宁，一路的风景虽美，但秋风红叶，使人发生伤感……”
蒋经国仅仅做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表面文章。他无法也根本不可能动摇官僚买办资本势力、封建黑道势力、以及由贪官污吏组成的整个国家机器和地方权力机构。
蒋经国在赴上海“打虎”前，曾在日记中自勉：“只有两句话可以保障工作的成功，就是我自己一无所求，亦一无所有。所谓一无所求，在我的内心中，确确实实除了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以外，绝对没有任何私欲。同时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除了生活能够维持之外，没有一个厂，没有一家银行，凡是有钱的事，我都没有份。今天我既然一无所有，亦一无所求，我相信就是失败亦是成功”。
尽管蒋经国不像那些纨绔子弟或衙内恶少，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有作为，对老百姓也有怜悯体恤之心的“大太子”，但在强大的腐败势力面前，也不得不接受“滑铁庐”的命运。
这个失败，远远超过了经济层面，最后导致的是人心的彻底背离。一年后，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便丢掉了整个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