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人民公仆》2014年11月刊，我们重温了毛泽东同志与《甲申三百年祭》的故事。这篇文章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现实价值，对加强党员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有借鉴意义。

当年，《甲申三百年祭》一经刊发，就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而对于其内容及历史作用和地位问题，又是众说纷纭。姚雪垠先生1981年发表于《文汇月刊》中的《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就认为郭沫若此文并非“严肃的历史科学著作”。随后黄裳的文章《不是抬杠——评姚雪垠<评甲申三百年祭>》、谷斯范的文章《应当全面评价<甲申三百年祭>——与姚雪垠同志商榷》以及其他学者的文章中，大抵是关于史料以及历史人物考证方面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单单从内容上看，《甲申三百年祭》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明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灾荒严重，崇祯昏聩，结果引起民变，招致亡国之祸。第二部分叙述李自成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终至推翻明朝统治，占领北京。其中特别详细考证了知识分子李岩的经历及其重要作用。第三部分说明以李自成为首的领导政权占领北京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略敌人，不讲政策，有些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后终于失败。而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应该看到这一王朝兴衰背后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实际上，郭沫若是我国用唯物史观创建新史学的先驱者，是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作出总结的史学巨匠。

《甲申三百年祭》辩证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歌颂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影响。《甲申三百年祭》推翻了明末清初以来特别为国民党御用史家大肆宣传的“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的唯心史观，歌颂了李自成领导的“规模宏大而历经长久的农民革命”的历史功绩，一扫以往史籍记载中对明末农民起义“盗”“贼”“匪”“寇”诸如此类的诬蔑，正确地评价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开创性地阐述了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的唯物史观，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并在实践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在当时有其重大的实践意义。它启发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革命局限性、革命艰巨性以及革命前途命运的深刻反思，基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与社会阶级基础的判断，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除了领导阶级不同之外，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诸多相似之处，极有可能“重犯胜利时骄傲自满的错误”。因此更要在对中国革命和政党建设进行理论与制度探索的过程中，保持清醒、戒骄戒躁的自觉。在革命实践中，对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曾经在苏北解放区参加过整风运动的老同志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时说:“差不多每个人都以李闯王进京失败的教训，联系自己的思想作风实际，作了检查对照，并且揭露出少数已经腐化堕落的人,纯洁了革命队伍。”在对革命战争有着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对抗战文艺运动产生了影响。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根据《甲申三百年祭》，并参考有关史料相继编演了若干戏剧，宣传了科学的历史观，发挥了文学艺术的教育功能。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为灯，可以指引前进方向。《甲申三百年祭》所蕴含的丰富理论指导与革命实践意义仍然没有过时，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全面深化的今天，更具有不可小觑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