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极其古老的语词，它的产生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几乎同步。《说文解字·囗部》：“國，邦也。从囗从或。”甲骨文里，國字都写成“或”，金文虽然已经有了國字，但多数情况下，仍然写作“或”。许慎在解释“国”和“或”时，都使用了邦字。“邦”又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邑部》：“邦，国也。
根据史料记载，在部落联盟里，氏族部落一般是用封土植木的方法进行划界的。这也就是说，“邦”和“国”都是指氏族部落的领地，而“邦”则特指那些加入部落联盟，并且得到联盟以封土植木的方法加以认定的氏族部落。明确了这一点，《尚书·尧典》里“百姓昭明，万邦协和”的含义便迎刃而解。“百姓”在上古社会不是指平民，而是泛指百官，“万邦”就是指部落联盟的所有成员。
我国真正具有国家意义的朝代始于周朝。正如柯尊铭文里说的那样，“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其后在著名的政治家周公旦的辅佐下，周朝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完成了部落联盟向国家形态的过渡。《尚书大传》这样概括周公旦的政绩：“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随着国家形态的出现，“国”的内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由过去表示氏族部落的领地，转而表示诸侯的领地。在秦汉以前相当长的时间内，“国”都是表示诸侯的领地，如“秦国”、“楚国”、“齐国”、“晋国”等。
在历史文献中，“三皇五帝”是个经常出现的组合。根据已有的资料，三皇五帝时期，中华大地的部落联盟不止一个，这些部落联盟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纷争。直到夏、商两朝，这些部落联盟才得到了统一，形成了亚洲地区乃至世界上最大的部落联盟。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经济高度发达，始终处于文明的前沿。从地理位置看，黄河流域处在部落联盟的中心地带，具有高屋建瓴、进退自如的战略意义。因此部落联盟虽然此起彼伏，但无论哪个部落占据联盟的核心地位，都一定要牢牢地控制黄河流域。毋庸置疑，黄河流域在上古时期已经形成当时社会的政治中心。“中国”一语按现代汉语理解，就是国中的意思，也就是万国之中心。在上古汉语中，方位词用为中心词时，常常放在前面。这种语法现象，在秦汉以后，依然层出不穷。例如《三国志·陆凯传》：“今中宫万数，不备嫔嫱，外多鳏夫，女吟于中。”“中宫”的意思就是宫中，表示皇宫里面的意思。“中国”表示万国之中，实际上就是指黄河流域，也就是指部落联盟的中心地区。
由于“国”和“邦”意义相近，“中国”有时也写作“中邦”。例如《尚书·禹贡》：“咸则三壤，成赋中邦。”这个“中邦”就是“中国”。它要表达的意义，除了泛指黄河流域，也可以借指占据黄河流域的统治机构或者统治者。例如《礼记·檀弓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国，虽欲勿哭，焉得而弗哭。”有时也可以借指京都。例如《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是个用来表示地域范围的概念，而且它的内涵相对稳定，没有大太的变化，人们对它的认知度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强化。
唐朝的诗歌中，“中国”出现的频率极高。例如张籍的《陇头》：“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刘商的《胡笳十八拍》：“一朝虏骑入中国，苍黄处处逢胡人。”聂夷中的《行路难》：“莫言行路难，夷狄如中国。”仔细地推敲，这些“中国”已经不再简单地表示黄河流域了。特别是陈子昂的《夏日晖上人房别李参军崇嗣》这样写道：“中国要荒内，人寰宇宙荣。”“要荒”泛指边远地区。“中国要荒内”，显然“中国”的涵义已经泛指整个国家。这就是说，至少在中古时期，“中国”已经由凝固的词组，演变为实实在在的汉语单词。可以这样说，自古以来，不论朝代如何更替，不论国号如何变换，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国”已经成为可以借指国家的通用语词。
清圣祖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清政府与沙皇俄国在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时，其首席代表索额图的全衔就是“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虽然清朝的国号是“清”，但索额图头衔却明明白白地冠以“中国”的名称。不仅如此，《中俄尼布楚条约》在疆界的划分与人民的归属等问题的叙述上，也使用的是“中国”与“中国人”的称谓。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将“中国”用为主权国家的专称。其后这个名称便固定下来了，并且已经实际上取代了“清”的国号。例如清仁宗嘉庆年间，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林则徐在《拟谕英吉利国王檄》一文中说：“中国所行於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这样看来，“中国”称谓之所以成为中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名称，在清朝已经广泛使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也恰好是“中国”。原因就出在“中华”二字上。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要称为“中华”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华”的意义及其渊源。
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末至公元前21世纪初，一个以“夏后氏”为称号的部落活跃在黄河流域一带。不久，他们的首领禹接受了舜的禅让，继承了帝位，成为部落联盟的大首领。禹先后以安邑（今山西夏县）和平阳（今山西晋阳和阳城）为都城，建立了以“夏”为称号的部落联盟，史称“夏朝”。据《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等史料记载，禹是个宵衣旰食、黾勉理政的君王，他率领联盟各部落同心协力地治理滔天洪水，又把天下的土地划分为冀州、徐州、兖州、青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豫州等九州，创造性地建立了五服的制度，即以都城为中心，王畿以外五百里的地区叫甸服，再外五百里叫侯服，再外五百里叫绥服，再外五百里叫要服，最外五百里叫荒服。甸服、侯服、绥服要进献不同的物品或承担不同的劳役；要服只要求接受管教、遵守政令，不必纳物服役；荒服则只要求承认拥护部落联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俗进行管理，不必推行联盟的政教。禹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后人尊称他为“大禹”。大禹的重要功绩不仅在于治理洪水，发展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更重要的是他结束了原始社会氏族部落联盟分散的状况，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社会政治形态，这就是“国家”的雏形。尽管史书对夏朝的记载极其模糊，但夏朝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却留下了重要的文化基因。例如历朝历代都要制定推行本朝的历法，然而唯有夏朝的历法一直在民间沿用至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农历，又称之为阴历。所谓农历抑或阴历，其实就是夏历，也就是夏朝的历法。《说文解字·夊部》：“夏，中国之人也。”可见“夏”的本义就是指夏后氏部落或者以夏后氏部落为核心组建的部落联盟的人。在汉字中，为部落联盟的称号或者为国家的称号单独造字，这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从许慎的说解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夏”的意义指向和“中国”完全相同，“夏”即可以指中国人，也可以指中国。
严格地说，无论“夏”还是“华”，它们独自就可以与“中国”形成对等的关系。但随着汉语双音化的发展，“夏”和“华”在单独使用时，也出现了双音组合。例如东汉人班固在《东都赋》中说：“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晋人陆機在《辨亡论》中说：“魏人据中夏，汉氏有岷益。”“中夏”一词的产生，很明显是受“中国”的影响，是从结构上仿造“中国”的组合。既然“中夏”一词已经出现，那么“中华”一词也就应运而生。东晋人桓温在《请还都洛阳疏》中说：“自强胡凌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北齐书·高昂传》也有这样的记载：“於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
唐宋以后，汉语的语音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夏”和“华”的读音开始分道扬镳，而且距离越来越远，人们更加钟爱“中华”的表述。近古以来，“中国”和“中华”在文献资料中，是两个极其活跃的词汇。它们的意义完全相同，既可以表示地域，也可以表示民族。广义的“中国”和“中华”则泛指整个国家。在使用过程中，“中国”和“中华”开始出现了明确的分工。特别是在清政府把“中国”用为主权国家的正式名称以后，“中华”逐渐地不再用来表示国家，而是用来表示民族，而“中华民族”这个多音节的语言组合便由此而诞生。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是梁启超。
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一文，首先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并且他还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以下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也许考虑到“中国”这个词是国家的概念，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用“中华民族”的组合取代了“中国民族”。他首先对“中华”的内涵进行了如下的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继而他又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这是“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见诸历史文献的用例。
1903年月5日，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家邹容以“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名义出版了《革命军》一书。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在这一段话中，邹容连用了六个“中国”组成了大气磅礴的排比句，来宣扬他的革命主张。这六个“中国”，显然都是用为主权国家的名称。书中他又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皇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并为这个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在书的结尾处，他慷慨激昂地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毫无疑问，邹容对“中华”的理解与梁启超是存在明显的差异。他既然把“中华”用为“共和国”的定语，显然“中华”已经不再表示某个单一的民族，而是用来表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所有民族。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终于形成了它的固定的内涵，即“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的总称，包括五十多个民族。这个“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优秀的传统，是一个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这个民族既有辉煌的过去，也有璀璨的现在，更有光明的未来。
从“中国”和“中华”这两个词汇的产生和演进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国”之所以称之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称之为“中华民族”，这不是哪个英雄豪杰的即兴发明，而是历史进化的必然，是五十多个民族共同奋斗、共同创造、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结晶。它们是凝重的，它们是深沉的，它们是牢固的，它们是永恒的。历经千锤百炼的“中国”和“中华民族”，是任何敌人——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都无法动摇的，无法瓦解的，无法破坏的，无法摧毁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既是当代优越的政治制度的集中体现，也是悠久的中华文化的厚积薄发。可以预想，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明催生出的“中国梦”是一定会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