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湖南桃源县人，1898年生，维吾尔族，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奠基人之一。

1926年，翦伯赞投身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探寻革命失败的原因，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历史。“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爆发后，翦伯赞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宣传我党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的主张，揭露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阴谋和分裂活动。

1940年起，翦伯赞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重庆从事统一战线和理论宣传工作，进行抗战斗争。在这艰苦的岁月，他完成了《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一、二辑等上百万字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中国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岁月，翦伯赞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在南京、上海和香港进行统战和宣传工作，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热情支持各地蓬勃发展的爱国民主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1935年至1936年间，在南京促成国共和谈中，翦伯赞颇具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睿智和机敏，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写下了闪亮的一笔。 

1935至1936年间国共和谈的历史背景

1935年，是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处处受挫、处处失败的一年。

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退出江西，开始长征，蒋介石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围追堵截，但未奏效。红军长驱直入，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国民党以五个师的兵力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攻，在直罗镇被打得溃不成军，109师和106师的一个团被全部歼灭，其余军队狼狈逃窜。此战役为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建在西北送上了奠基礼。事实证明，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消灭红军是不可能的。

1935年5月，日本为控制华北，借口中国的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域”，指为破坏《塘沽协定》，并进行武力威胁。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觉书”，限三日答复。主要内容为：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日方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至7月6日，国民党政府命何应钦全部承诺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出卖了华北大部主权，这就是卖国丧权的《何梅协定》。11月，日本又策动一批汉奸进行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扶持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的贪得无厌，咄咄逼人，对美、英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构成威胁。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宣言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向全国人民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和利害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发表后，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支持。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国民党中亲英美的一派产生了与中共谈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蒋介石、宋子文等曾多次设法打通与中共的联系，其重要的渠道之一，是由曾养甫出面，派谌小岑找翦伯赞商谈此事。曾养甫是CC派重要人物，国民党第三、四、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兼浙赣铁路理事会理事长、铁道部次长。谌小岑与曾养甫是北洋大学同学，私交颇深。在杭州时，谌小岑在铁路理事会曾任曾养甫的秘书，而谌小岑与翦伯赞是湖南同乡，又有共同创办《丰台》旬刊的同事关系（1932年1月，翦伯赞在天津，与谌小岑共同创办主编《丰台》旬刊，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妥协投降）。

肩负重任的谌小岑与翦伯赞初次接触未果

1935年秋季的一天，肩负重任的谌小岑登门拜访翦伯赞，谈了对时局的看法，表示了实现“国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愿望。询问翦伯赞有无可能协助打通与中共联系的通道。翦伯赞知道谌小岑与曾养甫关系密切，也知道曾养甫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及宋子文关系很深。睿智、机敏的他不敢贸然应诺，故作不满的语气道：“你找错人了，我不是共产党，怎么能找到共产党的关系呢？”他又说：“国共两党谈判，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你我谈这件大事，恐怕还没有资格吧。”

谌小岑听了，就把曾养甫最近打电话把他从杭州召到南京，所谈此事的经过向翦伯赞做了复述，翦伯赞追问曾养甫背后还有谁，谌小岑说有陈果夫、陈立夫。至于二陈的背后，他不好再追问。

翦伯赞说：“我只认识一个共产党员，名叫董维键，是位学者，现关在南京监狱中。把他放出来，请他协助，一定可以打通关系。”

（董维键是大革命时期的湖南省教育厅长兼外交特派员。“马日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遭通缉，后转入地下斗争）。谌小岑将此事向曾养甫做了汇报，曾很赞同翦伯赞的建议，经曾养甫安排，翦伯赞即获得与谌小岑探监的机会。

第一次探监，翦伯赞与董维键单独见面，介绍了外面的政治形势及国民党谋求与中共“和平谈判、联合抗日”的打算。后又介绍谌小岑与董维键见面。几天后再次探监，董维键表示赞同国民党的“国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他提出一个设想，出去之后，到湘西去找贺龙，可以通过那里的电台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曾养甫把此事向陈立夫作了汇报。陈立夫一面表示“这个人物太大，不能轻易放人，一面派人向董维键提出，要董先将陈所著《唯生论》书稿译成英文，以后可以放人。”在翦伯赞与谌小岑再次探监时，董维键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表示拒绝陈立夫的无理要求。他说：“铁窗生活，体力不支。头脑僵化，难当此任。”陈立夫发火，下令“不许放人”。翦伯赞闻之，大骂国民党言而无信，专搞阴谋，愤然离去。

翦伯赞再次牵线搭桥，中共派吕振羽来南京探明虚实

后来，谌小岑多次找翦伯赞，表示要放董维键确实无能为力，他再次请求设法打通与中共的联系。翦伯赞就介绍谌小岑联系在北平的吕振羽。

吕振羽当时为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兼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经翦伯赞牵线，谌小岑写信给吕振羽，表达了欲谈判的主张。接到南京方面的信息，周小舟获悉后通知吕振羽，要他辞去教职，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的虚实，系何人发动，何人主持。

吕振羽到南京后，住在翦伯赞家中，并由翦伯赞出面约见谌小岑。为了不招致外界注意，他们还同到上海“异地谈判”。 谌小岑知道吕振羽为了谈判，已辞掉在北平的教授，他对曾养甫说：“吕振羽是个穷教授，应当给他点生活补贴。”曾养甫同意给吕振羽以铁道部专员的名义，每月给车马费200元。这些钱后来都用于他和周小舟来往于南京、北平之间的路费和生活开支。吕振羽还与曾养甫面谈过，工作进展比较顺利。

吕振羽探明南京方面确有和谈的愿望，即向周小舟书面汇报，周小舟于1936年1月来到南京，住在翦伯赞家，后移居新街口北面的一家旅馆，与谌小岑、曾养甫有过多次接触。

周小舟第二次来南京，带来了毛泽东写给宋子文的信件

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是1936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六项原则要求：大意是：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爱国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由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

1936年5月初，陈立夫在曾养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是1936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六项原则要求：大意是：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爱国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由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

1936年5月初，陈立夫在曾养甫家口授关于国民党的谈判条件，由谌小岑笔录：第一条，国方欢迎共方的武装部队参加抗日作战，但需加以改编；第二条，共方军队改编后，与中央军同等待遇；第三条，成立民意机关，共方可派代表参加；第四条，国方承认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此四条由谌小岑抄送吕振羽。 

参加南京谈判的代表，国民党方面是曾养甫，谌小岑为国民党方面的联络人员。指导曾养甫谈判的是陈立夫、陈果夫和宋子文；共产党方面是周小舟，吕振羽初为共方联络人员，至1936年3月，周小舟至南京，通知他，自当年3月起，他已被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作为正式党员，成为“我党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指导周小舟、吕振羽谈判的是中共华北局书记刘少奇，毛泽东是最高指导者。

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时，还带来了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领导人署名盖章的墨笔白绸信件，信件是写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翦伯赞当时还不是党员，不参加正式谈判，但他为谈判的顺利进行做了牵线搭桥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36年六、七月间，曾养甫调到广州，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他对吕振羽说：“这样的谈判不解决问题，希望周恩来来南京，我或张冲去延安。”

不久，谌小岑交给吕振羽一份密电码，并说：“南京谈判到此终止，之后由武汉电台和延安电台直接联系。”吕振羽即将此事通知周小舟。

1936年8月，周小舟再到南京，处理了一些未尽事宜，即回北平。不久，又到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有关这次南京谈判的全部情况。此后便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文革中不作伪证遭批斗

文革初期的一天，“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杀气腾腾地来到北大历史系，迅速组织几名造反派，组成“翦伯赞专案组”，开始紧锣密鼓地审问翦伯赞，试图从他口中得到所谓的“刘少奇有叛变行为”的罪证，强行要翦伯赞证明1935年～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刘少奇勾结国民党、叛变革命的“阴谋”。 

翦伯赞仔细回想过去，那次国共谈判时，他还不认识刘少奇，直到1949年初才第一次在解放区见到刘少奇。说刘少奇在那时叛变，而且是他翦伯赞亲眼所见，这从何说起！ 

翦伯赞实事求是地将情况说明，坚决不做伪证。但专案组成员根本不听他解释，气势汹汹地指着翦伯赞的鼻子，吼叫着，威胁着，侮辱着…… 

翦伯赞仍然坚持说：“这涉及到刘少奇，我不能随便乱写！” 

1968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拿出笔来，要在纸上写字，但挤了好几下，钢笔里面一点墨水都没有，翦伯赞叹一口气说：“笔都不出水了，我也该完了。” 

第二天早晨，当看护他们的工人杜铨推开家门进去以后，才发现翦伯赞夫妇已经服用大量安眠药自尽了。在翦伯赞所穿的中山装口袋里有两张纸条，均以竖排写三行字。 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不出来　走了这条绝路 我走这条绝路 杜师傅完全不知道。” 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六行字只有一个标点符号。 

翦伯赞夫妇自杀，引起巨大反响。毛泽东得到这一消息，非常恼火。他给翦伯赞“出路”，是希望通过这个典型，给知识分子以“出路”。他把谢富治叫去，狠狠训斥了一番。谢富治一肚子气撒到负责北京军管的某军副军长身上，骂道：“你们这些废物！毛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你们把事情搞砸了！” 

按理说，翦伯赞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又是历史学家，最能看开政治运动的起起伏伏。在燕东园他也受到残酷的批斗和摧残，但从未想过自杀。他还说过：“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死不瞑目”，“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可是，中央专案组重要人物出现在北大，并说：“不要以为毛主席讲了话，你就没有问题了。不！你要是不老实，我们照样可以把你关起来。”口气之大，使翦伯赞不能不想到这背后还有更大的背景。这样一来，翦伯赞遇到一个大是大非又无法妥协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他不得不以死来抗争。 

可以说，正是因为要他交代和证明，经他牵线搭桥促成的国共和谈中，中共领导人刘少奇莫须有的“叛变行为”， 使他有了一种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而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