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吏治列传》是本刊新辟栏目，主要反映历代官吏为政治绩、社会管理、做人处世的典型事例。选题自有文字记载之殷商起，至最后的王朝满清终，一朝择一臣，纪其事以窥当时情势制度，兴衰所由。“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由是撰稿，以飨读者。

尽管华夏中国号称有五千年历史，但三皇五帝，究竟是“烟波微茫信难求”，就连三代之夏，也是杳渺难征。真正有文字记载，是从商朝开始。但即便有了文字记载，商代之史事，也鲜有治史者敢言之凿凿。比如古人称商为殷，但就目前地下发现的史料来看，商人从未以此自称。殷商之由来，大概是周人所称而后世沿用。所以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开篇从周朝谈起，足见其严谨。

商汤灭夏开国，凡传十六世（有称十七世），二十八王（一说为三十一王，《史记》则说为三十王）。但至战国时期已经众说纷纭：《春秋》称商祀六百，《孟子·尽心篇》则云由汤至文王五百有余岁，《韩非子·显学篇》则认为殷商七百余岁，而古本《竹书纪年》则说商代历经四百九十六岁。古史杳渺，我的看法是，与其一口咬定，不如姑且存疑。

就连商代伟大的开国之君商汤，在甲骨文中也未见其名。商人称汤为高祖乙，又称大乙。王国维研究甲骨文，认为唐即是汤，并印彝铭为证。但是大乙为什么称唐，不可得知，汤应做唐，也没什么道理可讲。为叙述便利，我们依旧称大乙为商汤。

商汤之功绩，在于对外征战连连获胜，扩充了商的领土。《孟子》言其用兵，自葛始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比《孟子》成书更早的《商颂》，也咏汤武功：“韦顾既伐，昆吾夏桀。”由是可知，商汤以武功得天下，说其以位禅让卞随、务光而二人不受，是给汤人为加上光环，不足信也。

辅佐商汤取得天下的重臣，便是伊尹。尹是其官职，相当于后来的丞相。

关于伊尹，传说更多，比如其出生，甚至有神话色彩。传说中的伊尹，出身奴隶，由于研究三皇五帝和大禹王等英明君主的施政之道而远近闻名，被人引荐给商汤，为商汤所倚重。

《孟子》说：“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可见伊尹是中国第一个帝王之师。《孟子·万章》篇说伊尹“以尧舜之道要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何为尧舜之道？如今已难知晓，但从“说之以伐夏救民”这几个字我们可以知晓，在商汤一系列杀伐征战过程中，伊尹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相传，伊尹和夏桀王遗弃于洛河流域的元妃妺喜相交，通过妺喜了解到夏桀王内部的许多重要情报。为了测试九夷之师对夏桀王的态度，伊尹劝说商汤，决定停止对夏桀王的贡纳。结果夏桀大怒，“起九夷之师”攻汤。伊尹看到九夷之师还听夏桀的指挥，就献计商汤暂时恢复对夏王朝的贡纳，同时积极准备攻夏。大约在公元前1601年，伊尹决定再次停止对夏王的贡纳，夏桀王虽再次起兵，但“九夷之师不起”，在政治和军事上完全陷人孤立无援的困境。伊尹看到灭夏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协助商汤立即下令伐夏。由此观之，可知伊尹对于商汤的辅佐，重要的可能不是他所研究的尧舜之道，而是他的谋略。

商灭夏之后，伊尹成为有商一代最具权势的臣子。《尚书》中记载：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格于皇天”什么意思？是说伊尹是代天言事的，他的话是传达天意。这是何等气势，怪不得他自己也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并且自称：“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子觉之而谁也？”（见《孟子》）

我们知道，在商代，因为人们不能了解自然现象，以为天时变化、福祸降临、年岁丰歉、战争胜负都有神鬼主宰，所以迷信极为深痼。我们看现存的甲骨文，多为贞卜吉凶的记录。伊尹说自己为天生之民，其地位和权势可想而知。而且商代建立后，官制典章都是在伊尹的辅佐之下制定的。因为没有文字记载，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商代的官制。但说伊尹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应该不为过。尤其从伊尹流放太甲一事可见一斑。

商朝的传位制是兄终弟及，没有弟弟才传位给儿子。这种传位制，给商代王室带来纷争，司马迁在《殷本纪》中记载：“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所以到了商末，传位制由兄终弟及改为传子制，一直延续千年之久，这是后话。商汤去世后，由于没有弟弟，长子太丁又早亡，所以传位次子外丙，外丙传位其弟仲壬。这两位王，在位的时间都不长，而且在位时都是由伊尹辅佐。仲壬去世后，伊尹以开国元老的身份，宣布太丁的儿子太甲继承王位。

太甲继位后，相传伊尹写了三篇文章，大意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要遵守祖宗典制云云。这时的伊尹，已经不能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视之了。遵守祖宗典制没错，可是祖宗典制是伊尹制定的，也就是说，作为王的太甲想做什么，要听伊尹的。太甲当然不爽。继位三年后，开始不尊汤法，此时汤已经死去多年，自然没有什么办法，但是伊尹还活着，他有办法。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及《孟子》云：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已也，复归于毫。而《竹书纪年》中则有不同记载：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复其父之田宅，中分之。

从逻辑上来看，《竹书纪年》记载颇不可信，伊尹果真放太甲而自立，太甲杀伊尹之后斩草除根尚来不及，怎么会再用其子？据现存的甲骨文，伊尹在死后为后王所祀，若伊尹为太甲所杀，自子孙当视之为叛逆，断不能祀之而令其死后享有尊荣。

伊尹流放太甲，给后世儒家留下了一道政治学上的难题，后世权臣则常以此为自己的专擅行为辩解。结果还是孟子会说，他说：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这意思是说，伊尹这么做可以，别人这么做不行。为什么？因为伊尹代表了正义，这是孟夫子的一贯逻辑。但是，历史的真相是，伊尹的势力比太甲大。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正义往往不敌实力。

学者陶希圣据此认为在商朝是神权大于王权，而代表神权的世袭僧权也大于王权。神权大于王权没有问题，但是世袭僧权大于王权则值得存疑。因为在商朝的祭祀中，一为祭天，另一重要的祭祀则为祭祖。当时的人们认为王死后灵即上升，而臣下死后依然为臣。在这样的观念之下，神权之下的世俗王权有着无限的权威。伊尹能流放太甲，说白了，还是他的实力大。

陈远：“历史百人会”发起人，近代史学者。多年来关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生态变迁、知识分子研究等题目，近年来主要从事燕京大学的史料收集以及相关研究。著有《燕京大学1919-1952》《消逝的燕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