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既没，战国乃始。其始，在公元前453年。是年，三家分晋，韩赵魏三国雏形始成，陈氏在齐，已自成格局，篡位只是时间问题，秦、楚、燕为故国，七国形势，成于斯年。

其时，封建制日益衰落，“礼崩乐坏”，周公旦所创礼制，难以适应当时形势，孔子一生追求“克己复礼”，竟“累累如丧家之犬”，而变法之举，成一时趋势。列强所采行的政治制度，皆为管仲襄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集权模式。盖因诸国新君，无不知封建制的弱点，无不知时政恶劣乃封建制演进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状态，非政治组织变更，积弊不能改，积弊不改，君无实权。君无实权，则非变法不可。魏用李悝，韩用申不害，吴起相楚，秦拜商鞅，齐有田忌，一时之间，变法竟成风气。

而变法功效昭著者，首推秦之商鞅。

关于商鞅，传闻不多，其事及思想集中见于《史记·商君列传》和《商君书》。

商鞅生于卫国，本来是卫国国君姬妾的公子，姓公孙，祖先属姬姓。商鞅年轻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侍奉魏国国相公叔座。公叔座知其贤能，正赶上公叔座得了病，魏惠王前去看望，魏惠王问公叔座：“你的病倘有不测，国家将怎么办呢？”公叔座回答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却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政全部交给他，由他去治理。”魏惠王听后，默默无言。当魏惠王将要离开时，公叔座屏退左右随侍人员，说：“大王假如不任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走出国境。”魏王答应了他的要求就离去了。公叔座召来公孙鞅，道歉说：“刚才大王询问能够出任国相的人，我推荐了你。看大王的神情不会同意我的建议。我当先忠于君后考虑臣的立场，因而劝大王假如不任用公孙鞅，就该杀掉他。大王答应了我的请求。你赶快离开吧，不快走马上就要被擒。”公孙鞅说：“大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听您的话来杀我呢？”

太史公以文学的笔调，在开篇就将商鞅的才能渲染得淋漓尽致。

春秋时代，孔子开创有教无类之说之后，贫寒子弟开始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列国诸侯，为变法图强，竞相擢用人才，连横纵和之士，莫不奔走求官。但也没有受到重用。其时，秦国孝公当政，悬赏求士。孝公励精图治，尤其背景，春秋时代，秦国在穆公执掌之下，一跃而成为霸主。但是穆公之后，逐渐衰落，尤其自秦厉共公之后接连几代不得安宁，内忧外患，魏国趁机夺取秦国的河西之地，诸侯们疏远秦国，这在雄才大略的秦孝公看来，是奇耻大辱。但也正是这样的“雪耻”心态，令秦国在之后的一系列变革之中，步调过急，手段过猛，虽在短期内成效卓然，但却不能长久。我们看秦穆公的悬赏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条件优厚不优厚？优厚，但是优厚的条件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迅速见效。

商鞅得知这一消息心动了，从魏国来到秦国。先是以尧舜之道说孝公，孝公不为所动（《史记》有云：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再以禹、汤、文、武的治国之道说之，孝公有所心动（《史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最后，商鞅以春秋五霸之略说之，孝公大悦（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

这三个回合，可以看做商鞅和孝公之间的讨价还价。二者之间的合作，非是基于志同道合，而是利益交换，你帮我富国强兵，我“与之分土”。所以商鞅变法的举措，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而是要不断揣摩孝公的意思。好在两人都是聪明人，坦诚布公之后，都能准确把握彼此的诉求。

于是，变法开始了。凡变法，无不有争端，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商鞅初到秦国，就得罪了秦国的贵族势力，并无根基的商鞅，哪里来的底气？他的底气来自秦孝公，他知道秦孝公想要什么。此时来看《商君书》中秦孝公的话，就显得意味深长：“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变法遭天下非议，是秦孝公预料中事，但不变，秦国无法强大，那怎么办？他需要一个中间地带，或者说，他需要一个工具。商鞅就是孝公变法的工具，而且，商鞅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孝公可以和他讲条件。

商鞅意气风发，大刀阔斧开始变革，他没有想到的是，其实他的底气是不足恃的。

商鞅的改革措施，简要言之：从整体上是重农抑商。在户籍上实行什伍连坐，开告密揭发之先河；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袭，建立二十等爵制。第一次变法初见成效之后，商鞅又开始第二次变法，要点为：开阡陌，废井田，土地归为私有；废封建，立郡县，官自天子赏；统一度量衡；焚书，为统一思想明确法令，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商鞅下令焚烧《诗经》、《尚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来明确法令。

这些举措，我们都可以在《商君书》中找到思想渊源，比如：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再比如：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还有：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还有：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一句话，商鞅的主体思想，是建立一个专制强权、国强民弱的政权。在这个政权里，老百姓向上升，只有两条通道：或农或战。农保障了粮食供给，战则保证了秦国的战斗力。秦之所以能在之后统一六国，与商鞅的改革关系密不可分。

为了秦孝公，商鞅真的可以说是鞠躬尽瘁，不惜得罪天下人，其相秦十年，杀祝欢，以黥刑处罚公孙贾，令公子虔八年闭门不出。可以想见其在秦国招致了多大的怨恨。

秦国强大了，历来对于商鞅变法，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秦国由弱转强是商鞅变法所致。只有现代史家何炳棣对此提出过异议，何炳棣认为，秦国由弱转强，可以从孝公的父亲献公算起，实际功劳应该归功于墨家。何炳棣的论述大体无差，但结论却值得商榷。我们看商君书，其中确实有大量文字与《墨子》重合，这说明商鞅变法的思想，受了墨家的影响。但历史的发展，不是按照思想史发展脉络，而是以“实际发生”作为衡量标准。而秦国的强大，确实是从孝公启用商鞅开始的。

据《战国策》记载，秦孝公想传位于商鞅，商鞅推辞不接受：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鞅此时才感觉不妙，求告老退休，为时晚矣。商鞅逃至边关，晚上想住宿旅店，因未带身份证件，店主不知道是商鞅本人，害怕新法连坐而不敢留宿。商鞅感叹：“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作法自毙，由此来之。之后商鞅被迫潜回封地以求自保，但被秦惠文君攻打，最后被车裂示众，灭其全族。

一般来说，人亡政息。但商鞅死后，其新法却未被废除。商鞅，不过是秦朝变法图强的工具，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悲剧的命运。在利益驱使下成为体制的工具，注定要被体制所伤，只不过，商鞅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陈远：“历史百人会”发起人，近代史学者。多年来关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生态变迁、知识分子研究等题目，近年来主要从事燕京大学的史料收集以及相关研究。著有《燕京大学1919-1952》《消逝的燕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