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生日，是阴历腊月二十三，祭灶那天。
母亲的忌日是大年初二。在冬天向春天转换的十天里，有关母亲的记忆, 留下一道奇特而温暖的情感轨迹。
( 一)
母亲留给我记忆中的第一个故事, 就是她的生母早早去世了。当她的继母给她冷脸时，家里的门环便会“哗哗”地响个不停，直到继母收起恶相。
这个故事，是我对母亲身世的最早了解。
我的外爷（西安人管姥爷叫外爷）生在一个小康之家。当他和我外婆生育了两个女儿后，他被委以重任，到青海西宁的一个地方，当邮政局长。外爷虽去较偏僻的地方任职，但那是个肥差。毕竟西宁遥远，他将西安家中的妻女安顿好，独自前去赴任。
但后来，那条由他连接的邮政线上，传来了坏消息，它使我的母亲切断了一个少女的天真，勇敢地开始她生命中的第一次抗争。
这坏消息就是外爷在西宁另娶新人，并且有了一个儿子。
几天几夜的慌乱、痛苦之后，我的外婆和母亲作了一个令亲戚们都十分震惊的决定：到西宁去，找外爷讨个公道。
我想象不出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她们母女俩是怎样交替着乘坐火车、汽车和人力车，再加上徒步，走完从西安到西宁的千里长路，颠颠簸簸地来到外爷面前。
外爷的新妇，是当地富绅的女儿。母亲后来告诉我们，西宁那个家， 雕梁画栋，富丽堂皇。更多的过程，她从来不说，只是告诉我们故事的结局——外爷非常内疚，给了一笔钱，打发她们母女俩返回西安。
孤独有时会将惊恐放大。但那时，母亲在疲惫与艰难中，来不及惊恐， 被几个强盗挡住了路。钱被那些人翻出来的一瞬间，母亲勇敢地跳到强盗面前，大声诉说她们的遭遇，伤心处，声泪俱下。那几个衣着褴褛的强盗竟撂下抢到手的钱，走了！
这个故事，母亲每讲到这里，我们姐妹都会拍手称快，扑到母亲怀里， 欢庆“胜利”。
但此刻，我却泪流满面，因为我眼前闪现的是当年母亲那副瘦弱的肩膀——那是一个刚上初中的女孩的肩膀啊！
有了这笔钱，外婆想就此过安静的日子。但母亲不肯，她要独自去北京求学，将来改换门庭，让外婆过上好日子。杨虎城将军在陕西设立的官费助学金， 帮助母亲实现了理想。
但曲折的求学路尚未走完，外婆却在西安病危了。当母亲千难万险地赶回西安，外婆已经走了。她用手抚着外婆的脸，一阵冰冷，让她痛彻肺腑。
那个门环“哗哗”响的故事，不久，便被母亲延展了。
那是寒假中的一天，我们从外面玩得满头大汗地跑回家，刚进堂屋，就怔住了。那个在门环响时才收住恶相的继外婆，就坐在堂屋里。令我吃惊的是，她是一个满脸麻子的丑女人。这之前，母亲的故事里只说“恶相”，没说过麻脸。母亲让我们叫外婆。我们小声叫了。“麻脸外婆”身旁站着一个脸色苍白、身材瘦高的小伙子。这自然就是那个生在西宁的舅舅。
在他们到来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外爷在西宁落魄而回，他失势的岳父，使他也从邮政局长的位子上掉下来，只好将西宁的家搬回西安。
母亲与我父亲结婚后，外爷无颜见事业发达的女婿女儿，从不到我家新院落来。母亲只好经常回去照看和接济这个败落的娘家。不久，外爷去世，“麻脸外婆”母子俩勉强支撑了一阵，这才按我母亲的安排， 搬到我家来。那个沉默寡言的舅舅，染着肺结核，母亲怕他传染了我们，又怕太在意而冷落了他。倒是舅舅很自觉，每次吃饭，拣好菜饭，躲回自己房间去吃。“麻脸外婆”因此在餐桌边心神不宁。母亲看出她的为难， 给他们母子将饭菜送到房间去。
母亲说，外婆也可怜，西宁娘家没人了，你外爷也先走了，你舅舅又有病，她能靠谁呢？继外婆从此依靠我母亲，度过她孤寂的晚年。
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完成了对继外婆从怨到宽容的转化，但当我们看到继外婆的笑脸时，我们不再感到她那麻脸的丑陋，而是和母亲一样，怜惜她。
（二）
时间到了“文革”时期，母亲的心破碎了。
母亲那时在一个部委的幼儿园当园长，这个幼儿园是母亲奉命一手创建的。在这之前，她在这个部委的人事部门工作。这个由她创建的幼儿园，在“文革”中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动摇了她“人之初，性本善” 的原始理念。她看到那一张张往日里笑盈盈的脸，一夜之间都变得冰冷而凶狠。大字报上，她的名字被打上红×；批斗会天天开着，人们声嘶力竭地揭发她、控诉她；口号震天地对她喊着“打倒”、“砸烂”， 让她交代她本没有的“问题”。她有心脏病，已不堪重负，批斗会后，常常在幼儿园门外等妹妹，搀着她乘公交车回家。我曾拿着母亲的“交代材料”，替她“修改”，帮她“上纲上线”。有一天晚上，幼儿园的一位工人刘叔叔找到我家，进门就拉着我的手说，他们真不该这样对待秦园长呀！倒是母亲劝慰着他，让他少说话，保护好自己。
有一天，我的同事（亦是我和爱人的大学同窗）， 打着“造反派”旗号，抄了我和爱人的家。那时，我们与婆婆同住；而前些时候，婆婆被街道红卫兵指为“地主”，我们整日担心抄家批斗的灾难会突然而来。明知这位“造反派”同窗是为了泄私愤，我们却因婆婆之事，决定忍了这口气。愤怒的爱人被挡在同院陈姓邻居家，抄家者进入我们屋内。或许自知是心怀鬼胎，抄家者只顾两只手急速地翻找，全无平日“造反派”的气焰，装不出“革命”的样儿来。最后只捡了些本册纸片，败兴而去。对方刚走，爱人却告诫我： 来者不善，会不会又到对面旧帘子的家中折腾。他指的是我父母的家，和我婆家仅隔西长安街而南北相望。那时，这个家的亲人已四处离散，只留下年迈的祖母苦守独院。
我赶到家门口时，恰逢母亲出来。她被造反派允许回家取衣物，但必须限时归园。我随着送她去公交车站，一路上向她诉说被抄家的经过。她听到抄家者的身份时，眉毛扬了一下，问我：还是大学同学？不等我回答，她就神色黯然地摇摇头。我说担心殃及这里才忙着跑过来的。母亲像突然觉察到了什么，拉着我的衣袖说：娃呀，你多回来几趟吧！尽量别让造反派占了咱家的房子，要那样，孩子们回来，住在哪儿呢！我知道她仍不顾及自己的安危，唯一惦记着的就是我们的小院——那个弥散着她的温暖的家，那是她和我们的居所呀！但，一时情急，我竟脱口说：妈， 造反派连部长的房子都敢占，何况咱家！母亲顿时无言，拉着我的手，我们默默地走向车站。她的手无力而冰凉，让我感到她内心的伤感和无望。
母亲一直被安排着打扫卫生，但不久，一纸通知， 让她到广东英德的干校去“锻炼”。出发那天，母亲在站台上向我们摆摆手，蹒跚着走向火车那坚硬无比的踏板。拥挤的车厢里，没人给有“问题”的人让座， 她衰弱极了，只好躺在车厢的地板上，在滚滚的车轮声中，颠簸48 小时，终于到达英德干校。
那一幕，使母亲的儿女们肝肠欲断。母亲佝偻的背、弯曲的腰，从那时起，就难以再直起来。
伫笔此处，我并不想写母亲后来的苦难，因为她自己是坚强的。当她几年后从干校回来，我家的小院早已被“红五类”住满，母亲只好在儿女的家里支起一张床。不久，又等到一纸退休通知，她平静地面对： 明天我就去办手续。
但，细细咀嚼母亲的宽仁，却不见丝毫的柔软温情。因为不久后，她断然决定：南下香港。这是她年过六十后的生存选择。在她一生中，父亲多次工作不在国内，她都拒绝相随，她有自己的事业，有儿女们护卫的天地。但这次，她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
想着她的背影，我心怅然。
（三）
我常想，母亲一生追求什么？她并未对我们讲过。但究其一生，她是个有追求有理想的女性呀！
她追求做一个合格的母亲，因而，她要一个家， 一个富裕、温暖而快乐的家。这个追求，从她和父亲成家的那天起，就明确在她心间。随着孩子们的出生， 这个家日渐壮大，母亲和父亲都感到责任之重，因而， 他们一直努力着，把这个家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度。
在这个家里，母亲的角色尤为重要，因为她是离孩子们最近的人。我们知道，离开了她，我们就难以快乐地成长。
除了上班外，母亲的时间全部用在使我们快乐的各种活动中。春天，她带我们跑遍北京的公园，去听花开的声音；夏天，她划着船，让我们在昆明湖上亲近着水；秋天，我们去看菊花展，捧着她买来的菊花快乐地回家；冬天，我们的院子里常站立着各种各样的雪人。那时，钓鱼台附近有一处小树林，林中流着小溪水，母亲带着我们去捉蝌蚪捕小鱼。
母亲在婚后就这样扶持着我们，护卫着我们。
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从不养尊处优地鄙视家务事。母亲最注意卫生间的清洁，每个星期日， 她都亲自刷洗马桶、擦净浴缸，把来苏水洒到角落里消毒。
做这些“俗事”的母亲，转身就会优雅地弹起钢琴， 带我们唱“小鸟在前面带路”，或“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但对一个家的贡献，并不是母亲追求的全部。在她的“生涯”中，有许多节奏很急速的乐章。在那些有着风暴的日子里，母亲展现了她的另一个追求， 那就是：良知。
她上小学时，便担任校儿童团长，与担任西安市儿童团长而后来成为我父亲的人，一起举起小旗，喊着“打倒列强”的口号，上街游行。
后来，她成年了，成为人妻、人母，但她与社会相连的良知，仍在心中被滋养着。
“西安事变”第二天，父亲应召入伍，军衔少校。他的领导就是时任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王炳南。王炳南是“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联络人，在事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入伍后的父亲，夜以继日地在外忙碌着。“事变”后第四天，即12 月16 日，西安人民举行拥护张、杨两将军抗日救国的群众大会，会后举行全市大游行。父亲被任命为大会司仪，并兼游行总指挥。
“西安事变”的结果，使许多人扼腕叹息。西安古城内的革命力量，也面临着急剧的调整和保存。
在这危急关头，1937 年2 月4 日下午，父亲接到王炳南的命令，指示他将“事变”中成立的民运会武装纠察队立即撤到渭北，使他们安全回到红军部队中去。
父亲受命，想到当晚可能出现的险情，急回到家中， 让母亲将三间房子铺上干草，等待纠察队夜宿。母亲忙铺地铺，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准备停当。在夜色苍茫中，母亲像接待亲人似的，将纠察队员们一一迎进房中，端上热汤热饭。第二天凌晨，这支队伍出发前， 列队向母亲敬礼。那时，母亲只有23 岁。
母亲走向社会的步伐加速着。一个对她和父亲都至关重要的人物，出现在“西安事变”后，他们正寻找着新的出路。这就是杜斌丞先生。
生于1888 年的杜老先生，那时已是西北各界的革命领袖之一。他在杨虎城将军的部队中担任要职。“西安事变”中，他不仅是重要的参与者、策划者，还坚决提出“要与共产党联合”。“西安事变”后，他出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曾委任我父亲代表省政府赴延安，与边区政府协商安排一批流民的工作。父亲由延安返回复命时，带回了他亲自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几名中共领导人拍摄的照片，杜老十分高兴。
从此，父亲和母亲成为杜老府上少有的晚辈客人。母亲写得一手好字，常为杜老抄写文件资料，或传送一些重要信件。杜老忙得废寝忘食时，母亲会从家里做些可口的饭菜送过去，一如家人。“西安事变”后， 政局变得险恶莫测，这时的杜老，反而明确了为民主运动奋斗的志向。蒋介石亲令要制裁他，他被特务跟踪着，并随时面临着威胁。
后来，杜老被软禁，母亲曾见他最后一面。那天， 她盛装而行，来到杜老的住地，说是来给老人送饭。门口的特务来不及阻挡，母亲已昂首走进院中，并径直进到杜老的居室。语言之间的无自由，使母亲泪流满面。她照看老人吃了饭，又悄悄藏起杜老委托转交的信件，才告别出来。母亲觉得杜老这样德高望重的人物，蒋介石不敢动手杀害。于是，与杜老告别时， 还许以“再见”。
但不久后，在胡宗南占领延安的第二天，蒋介石下令将杜老投入狱中。父亲和母亲几经努力，也未能再见杜老。直至承受狱中7 个月的酷刑后，杜老在西安玉祥门外英勇就义。
杜斌丞老先生是离母亲最近的革命者。他的教导，使母亲渐渐成长起来，她自觉地选择了为革命工作的道路。
在这里，我要记录的是1938 年的一件事。它几乎谈不上太多的政治色彩，但良知的光辉，使母亲成为我们心目中光芒四射的人。
经过“西安事变”，父亲和母亲经受了一场革命的洗礼。
1938 年初，父亲按叶剑英指示，为延安运送军火， 他代陕西一家煤矿购买的钢材，只好搁在武汉的一个仓库里。此时，抗日战争烽火连天，日军已逼进武汉。仓库方通知，撤退在即，速速抢运。而购买钢材的煤矿， 是陕西境内为前线生产物资的唯一煤源。
此时，父亲在陕西省政府任职，实难脱身前往； 而情况急、风险大，一时很难找人代替。母亲果断地说： 我去！父亲怔住了，他看着母亲怀孕数个月的身态， 连忙摇头。母亲冷静地分析说，我们代人购货，不交货， 无信誉，这不是我们的为人之道。再说，如果矿上停产， 损失的不光是钱！父亲无路可走，更知母亲一向是想定了的事就不可逆转。于是，他含泪送母亲上了火车。那是在战时，凭父亲的职位，临时乘车，也只能给母亲安排三等座票。30 多个小时的车程，平汉铁路上天天有日本的飞机骚扰轰炸，这一切，父亲竟是在母亲上火车后才想起，后悔莫及。但那时通讯落后，怎知母亲的安危呢？果然，车行途中，警报响起，满当当一车人纷纷跳车，四散到两旁的庄稼地里。母亲有孕在身，如何跳得了车？在空荡荡的车厢里，她躲在一个角落。过了许久，警报解除，母亲已是冷汗浸湿衣衫。到了武汉，见到先期在这里工作的王炳南先生及他的德国夫人王安娜。他们向母亲介绍了武汉的危难时局， 希望她量力而行。这些情况反而加快了母亲办事的步伐。她查看仓库，四处奔波联系车皮，最终打动了武汉火车站的站长。并动员全站职工“向这位女同志学习”，帮忙将钢材装车，分文不取。
母亲的奔忙，还感动了王炳南夫妇。
她临行当天，王炳南先生找到与母亲同车出发的国际友人艾黎先生，请艾黎先生代为保护这个“勇敢的女人”。艾黎先生紧紧握住母亲的手，将她引到自己的车厢，一路平安地回到西安。
事后，煤矿的人从百里之外赶来西安，一定要设宴感谢母亲。在那次宴会上，母亲如一位美丽的女神。
这个故事，在父亲第一次讲给我们后，母亲问我们： 那个在我肚子里坐火车的小家伙是谁呀！我们傻呆呆地面面相觑。还是聪明的大姐先醒悟，她指着我的鼻子说：那不就是你呀！
后来，我长大了，想起母亲这段经历的艰难，竟泪如雨下，辛酸的感觉凝住心头，难以化开。
这是我第一次动笔写母亲的武汉之行。她是一名普通的女性，没有人会在什么革命回忆录中记下她。但， 我们——她的儿女们却要说，我们的母亲，是一位有良知的母亲，良知就是她生命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