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2014年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出现的这句话，在堪称时政新闻大年的2014年，“团团伙伙”的倒台成为一个关键词。被称为四大“老虎”的四位副国级以上官员被查处，背后都牵带出拉帮结派的“老虎群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点出了团伙腐败的封建性。他说，“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

“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等腐败团伙中的人际关系，是实际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成员依附“帮主”，下层依附上层，盘根错节，沆瀣一气、政商输送、聚敛财富、穷奢极欲、鸡犬升天。更让人吃惊的是，一些省部级高级干部沦为“大老虎”的家臣、家奴，腐朽丑陋不堪。

党内如此强势的政商利益集团，为建党建国以来所仅见，其中党内人际关系的蜕变值得反思。
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主义，但毋庸讳言，封建主义思潮一直潜在地侵蚀着党的肌体。封建主义思想的基因严重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而这也往往是被人们忽视的思想文化的基本国情。因此，要从根本上遏制人身依附的腐败团伙，必须从制度上、观念上清除根深蒂固的封建基因。

随着所谓“石油帮”、“秘书帮”、“山西帮”等一个个权利场腐败团伙的垮台，表明中央高调反腐行动只有进行时。就在此时，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抨击官场“圈子文化”的重要论述得以公开，特别是在四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将党内搞“圈子文化”延伸为“七个有之”的行为，一气口用了12个成语对这类行为进行尖锐的批评。这在执政党正风肃纪的历史上十分罕见。

近期，破除党内“圈子文化”，很快成为严格执政党纪律，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指向。近日，中央组织部又要求所有司局级干部就“七个有之”行为过一遍思想“筛子”，对其中的表现逐一对照检查，充分体现了中央严格党内纪律、重塑党内规矩、严防拉帮结派的坚定决心。

“圈子文化”的本质是搞

“朋党”政治

圈子本来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中性词汇，其原本含义是指人与人因为相同兴趣、经历等而结成的社群和非正式团体。志同道合者相聚成趣，研修道德、切磋文化，也是一种正常的业余生活交往方式和天理人情，无可厚非。

中国从古到今，圈子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圈子文化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是中国人的一种基本诉求。有专家说这是中国主流文化的一种组织基础。现实生活中，就可以发现中国人特别愿意做圈子，比如，文化圈子、娱乐圈子、商会圈子、同乡圈子，等等。

但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特别是官场上流行的所谓“圈子”却逐渐脱离了志趣的主题和情感的联合。不少人削尖脑袋钻进圈子,想方设法经营圈子,千方百计扩大圈子,形成了一种畸形繁荣的“圈子文化”。

尤其是官场形成的“圈子文化”，一些官员以暗中勾结为手段，为一己私利编织利益同盟，把公共生活当成了私人领地，把上下级关系当成了权利交换，把正常工作秩序变成了结党营私，让正常的人际交往和工作关系变了性质。从目前中央反腐案例中揭示的问题看，所谓官场里的“圈子文化”表现的就是“官官相护”、“画圈为牢”、“官商勾结”，水泼不进,针插不入。在这样的圈子里，实行的是家长制，权力中心成为“老板”、“大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运行方式是封闭式权钱交易，大搞党同伐异和山头主义，潜规则占尽上风。这样的“圈子文化”进一步延伸到执政党内，就形成了任人唯亲、近亲繁殖、合纵连横、攻守同盟和排斥异己等等。此类行为已经严重腐蚀了当今的党风、政风和社风。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官场圈子”被概括为“朋党政治”。宋代政治家欧阳修形容其特征就是，“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以历史的教训看，“朋党”的兴起往往是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朋党”之争都会导致国事日非。官场“圈子文化”泛滥，必然祸国殃民。历史的教训不可不鉴。

从目前中央反腐案例中揭示的问题看，所谓官场里的“圈子文化”，表现出的就是“官官相护”，“画圈为牢”,“官商勾结”，水泼不进,针插不入。

党内一向反对搞“圈子文化”

中共党内一向反对搞“圈子文化”。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就指出党内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派性。

建国后，党内几次大的整肃运动，先后粉碎了高饶反党集团、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这类小团体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主要是搞政治结盟，最后成为颠覆党的团结的“阴谋集团”，为执政党所唾弃，也给国家政治生活带来巨大损害。

邓小平同志对党内搞“圈子”一向旗帜鲜明地反对。1975年在他大刀阔斧全面整顿经济时，对以江青为核心的“四人小宗派”就针锋相对。他毫不客气地批评道：“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在同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交班时，语重心长地说：“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邓小平同志对中央领导集体的谆谆告诫，至今听来依旧振聋发聩。

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在国家经济日益壮大和活跃的同时，市场经济的一些负面影响也不断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中。近年来，虽然我们依旧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在实际工作中，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党内法规建设还显得被动和滞后，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官场“圈子文化”沉渣泛起，滋生了大量贪污腐败，污染了政治生态，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侵扰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秩序。

从这一年来中央强力反腐抓出的一系列大案、要案（比如刘志军案、蒋洁敏案、苏荣案、周永康案、徐才厚案、令计划案）来看，几乎每一起重大腐败案件都是“老虎”落马，总能拔出萝卜带出泥，相继落马者不乏同学、老乡、上下级、校友等关系，牵出一批干部，波及横向层面的“帮派”成员。这一系列“窝案”“串案”“塌方式系统性腐败”，正是官场畸形“圈子文化”造成的恶果。

从这一系列大案要案中，可以看出“圈子文化”的巨大危害；一是“圈子文化”成为诱发腐败窝案的大染缸。一个腐败的“圈子文化”滋生腐败、传染腐败、扩散腐败、加剧腐败。正是这样的“圈子文化”，成为腐败蔓延横行的“启动器”，致使许多领导干部深陷巨大的利益链条，被权欲和物欲绑架，最终功败垂成，锒铛入狱，也延及了其中的成员成裙带式腐败，给党和国家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二是“圈子文化”成为恶化政治生态的催化剂。这样的“圈子文化”让本是纯洁的朋友圈、同学圈、亲戚圈变异为诸多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的权利场，致使许多领导干部模糊了党性宗旨和是非判断，将圈子关系凌驾于组织纪律甚至党纪国法之上。让他们一味信奉拉帮结派，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抱大腿。干部选拔任用上也是讲圈子、看亲疏，上级对下级颐指气使，下级对上级阿谀奉承，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搞得党内生活和政治生态乌烟瘴气。官场“圈子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各种不良风气的温床。

“圈子文化”的巨大危害：一是“圈子文化”成为诱发腐败窝案的大染缸;二是“圈子文化”成为恶化政治生态的催化剂。

要把党的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纪律刚性约束，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坚决铲除滋生党内“圈子文化”的土壤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严肃抨击党内“圈子文化”，他精辟地指出：“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

“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等等，可谓言之切、情之真、力之劲。

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入了攻坚阶段，中央强调，要把党的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纪律刚性约束，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坚决破除官场或党内“圈子文化”，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要坚决防范权力过度集中，破除“一把手”的“一言堂”、“一支笔”，要以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为依托，以各执行部门为基础，促使权力实施民主化、透明化，在明确一把手权力的同时，更要明确其他班子成员、各执行部门负责人的权力，分工负责，各司其职，促进决策、执行机构的内部约束与监督。与此同时，还要强化外部监督，人大、政协、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不断加强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扎紧权力运行的“铁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其次要切实弘扬党内民主，形成较为完善的党内民主现状和民主程序，以民主机制抵制“圈子文化”。要教育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讲党性，守纪律，将每一名党员干部都置于健康的、浓厚的党内民主氛围之下，促使广大党员抵制“圈子文化”。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摆正组织和个人的关系，学会正确对待组织和领导干部个人。党员干部无论职务高低，能力强弱，贡献大小，都要在党的领导下工作，都必须毫无例外地把自己置身于党的组织之中。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参加党内生活，认真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再次要大力匡正风气，加强宣传警示和教育引导。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让广大党员干部认清“圈子文化” 的危害，让官场“圈子”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从思想源头上破除“圈子文化”陋习，真正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