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以来，引领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新潮流、新方向的历次技术和经济革命，都发生在西方，中国总是作为看客和跟随者的角色而存在。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经济革命，正在历史性地改变这一角色。中国不仅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步涌入新浪潮，而且，中国还将成为引领新文明时代的新经济革命的主角。”

采访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张孝德教授，在简短地寒暄之后便直奔主题。第一个话题是他2014年6月出版的著作《生态文明立国论——唤醒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主体意识》。

记者采访前做的功课，是在网上搜索

并阅读与这部著作相关的文章。这是一个前沿领域的大话题，不仅需要开阔的知识视野、扎实的学术功底，更需要卓异的理论勇气和执著于真理追求的使命。面对这位朴实而真挚的学者，记者仿佛置身一个很高的平台，在激越与震撼之中经受一次思想的洗礼。

谈到生态文明建设，张孝德说，从跟随者转向引领时代的开创者，面对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角色转换，迫切需要我们有一种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启蒙。赋予中国这个新角色的时代，不是已经延续了200多年的工业文明，而是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新时代。在《文明启蒙与中国复兴》丛书的总序中，张孝德以睿智的思想、诗般的激情宣示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与情怀。他指出，中国的未来属于生态文明，这是由人类文明演化的规律决定的。人类文明的演进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像太阳绕地球旋转一样，是四季循环中的曲线运动。农业文明是东方引领世界文明的时代，工业文明使西方成为世界文明的引领者。当人类步入21世纪，在时代的太阳从西方太平洋登陆到东方大陆的背景下，如何从长周期、大时空的角度，鸟瞰已经开启的生态文明新时代，唤醒中华民族走向新时代创新的主体意识，是同道学者的重要使命。

张孝德系统阐述了生态文明立国与文明模式创新，是中国走向复兴及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他说，新一轮文明不仅携带着工业文明时代积累的能量，还会使蕴藏在东方大地中古老文明的能量复苏与激活。在单一工业文明时空中，城市与乡村是一种对立关系，基本趋势是城市替代乡村，最终走向单一城市化。而在生态文明打开的两极时空中，我们找到了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结合的新模式——城乡两元文明共生模式。在这两极时空中，我们不仅要面对中国传统与现代契合、城市与乡村契合的问题，还面临着全球化时代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的契合问题。生态文明时代的天下大同，不仅需要工业文明留下的使地球成为地球村的信息技术，更需要一种使人类走向共识的“类”文化和“类”胸怀，实现中华民族与世界和平发展共赢。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一种新世界观、新财富观、新社会观。惟其如此， 才不会辜负当今更大尺度、负载更新内容的天地时空。

在《生态文明立国论》中，张孝德重点阐述了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主体思维看新经济革命，为中国成为引领新经济革命的主角地位确立理论自觉；第二， 从文明形态的高度看能源与环境危机的本质，唤醒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主体意识； 第三，基于主体意识的自主创新，在內求中建设国民福利最大化的生态经济新模式；第四，基于中国文化传承的主体意识， 探索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与传统农业复兴的涅槃之路；第五，走出西方式城市化的误区，站在生态文明的制高点上，坚定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化城市之路；第六， 确立生态文明立国主体战略，让中国从生态文明创新中走向伟大复兴。

如何从文明形态转型的高度评价即将

成为历史的工业文明，认识正在兴起的生态文明，张孝德阐述了三个问题：他对工业文明给当代人留下的四大遗产作了深刻反思，从经济增长方式、生活方式、科技范式、文化形态、全球化、工业化历史等视角，既阐述了工业文明留给人类文明的遗产，也揭示了工业文明存在的种种弊端。他指出，当代中国正在推进的现代化，恰恰是以西方工业文明为参照系的现代化。张孝德把它作为“遗产”来对待，显然有悖于当今流行的观念。但只要人们换一个视角，就能发现当代人面临的能源和环境危机，本质上属于工业文明形态的危机。他通过撰写一组反思工业文明弊端的文章警示人们，我们生活在诸多关系失衡的时代，面临着多重危机，包括人与自然失衡导致的能源和环境危机、工业与农业失衡导致的全球粮食危机、传统与现代失衡导致多样化文化破坏的危机、物质与精神失衡导致世界性精神缺失的危机、南方与北方失衡导致全球贫富差距的危机。他指出，所有这些失衡与危机， 都与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失衡相关。他断言，从时空结构上看，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都属单一时空的文明，生态文明则属于两极时空统一的文明。如果我们仍然以跟从、追赶者的角色走传统转型之路，显然是一种滞后于时代的选择。他坚信，与启动中国自主创新相匹配的转型目标，只能是以生态文明和生态经济建设为导向的目标。

张孝德对政府主导的运动式城市化浪潮表示忧虑。他说，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剧烈的阵痛，中国乡村文明何去何从，正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事件。如果从工业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乡村， 那么乡村文明的命运正在走向终极；如果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认识乡村文明，中国的乡村不仅可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落地的载体，还具有大城市缺乏的走向生态文明的种种优势。中国的乡村显然不具备促使GDP 快速增长的功能，但它承载了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正在终结的不是一个被定义为落后、愚昧的农村，而很可能斩断五千年文明之根。所以，他奋笔疾书、大声呼吁：拯救中国的乡村文明。我们必须反思单极化城市发展之路，摒弃盲目推进的大城市群战略，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要求和中国国情，推进城乡两元文明共生。

张孝德的观点，和一度流行的主流观点不大合群，和以这一主流观点为支撑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也有距离。在许多文章和讲演中，他锲而不舍地宣传他的主张，像一个布道者。我们欣喜地发现，十多年来， 他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受众的认同。上至中央决策，下至地方各级领导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问题的重视，使他有了更足的信心、更大的勇气。他所讨论的，是当前中国前沿研究中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思考的大问题。作为一个探索者，他努力让逻辑和理论说话，而他的内心，正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 

（二） 

“20 年前，是这本书以一种魔力般的力量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 这是张孝德在《文明的轮回——生态文明新时代与中国文明的复兴》自序中写的一句话。实际上，不只这本书，还包括他的代表作《生态 《生态文明立国论》文明立国论》。所谓“魔力”，就是他对中国乡村现实问题的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偏好与执着。

他告诉记者，1982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山西晋东南地区某机关，1985年市管县改革后，他被安排到晋城市。然而，作为端铁饭碗的政府部门公务员，他以极不对称的角色对当时兴起的关于“21世纪是东方复兴世纪”的讨论十分着迷。对这么一个大问题，他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不能以与此相匹配的角色投入研究。这使他陷入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焦虑之中。1992年夏，他在山西老家侍候重病父亲的一个月中，对多年思考的问题作了认真梳理，拿出洋洋洒洒5万言的提纲。他所勾勒的写作蓝图如此宏大，几乎要投入一辈子的精力。他真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迈和神圣感，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1993年秋，他下定决心离开了工作十一年的机关，调入晋城市一所师专，从此专心研究。从1993年秋到1995年，他在挑灯夜战、秉笔直书中度过了既有艰辛挑战、也有收获喜悦的两年。

1995年秋书稿脱稿后，为了出版他的研究成果，并与学术界建立联系，他申请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做访问学者。通过一年多的寻访和思考，他发现北京学术圈对他研究的问题缺乏热度。这一半是由于他眼界的独到、思想的前沿，使那些颇有平台优越感的学者没有发现他研究的价值，他称作“火候不到”；一半是由于他的角色与身份。他觉得，要终身从事自己所钟爱的事业，必须完成“学术入圈”。他毫不犹豫地作出两个决定：攻克经济学博士学位，搁置曾找了7家出版社都未能出版的书稿。

2000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后，被分配到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工作。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次搅动了他封存已久的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从2009年开始，他围绕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应约在《中国经济时报》开辟专栏，连续发表了40多篇文章，受到业界的关注和好评。同时，他在国家行政学院开设了关于生态文明和生态经济的专题讲座，同样受到欢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找出搁置多年的书稿。他像审读别人的作品一样，读着读着，竟感到像刚写完的新作一样。他当年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依然新鲜。

关于这部30万字的书稿，张孝德向记者讲述了从封存到出版的曲折历程。他说当初出版社不出他的书，并不是钱的问题。那时已经有朋友愿意给他赞助。但既然出版社为难，他想，那或许是一个尚未完成“十月怀胎的婴儿”，过早出生不一定是好事。但他给自己发了一句狠话：“一定要等到出版社主动找我时，我才出版！”这是何等的底蕴和气魄。终于，在17年之后的2012年，张孝德在给学院司局长班做生态文明讲座时，中国社会出版社社长浦善新主动找到他：“你是否有生态文明方面的著作？如果有，我们给你出版。”张孝德感慨：“浦社长，这句话我等了17年！”

读了张孝德书稿的著名学者丛大川和张浩，高度评价这部书的“大胆与勃发”，认为“这是长期酝酿后灵感突发而一气呵成的，比那些精雕细刻的作品更具吸引力”，“张孝德经过十几年的探索，从天文到地理，从低等生物到人类，从中国到世界，从历史到现实，从当代到未来，从一极时空到两极时空，进行了大跨度的思维，终于对文明演化大循环理论和生态文明作出了贡献。”

（三）

当记者问及张孝德的治学历程，他说：人生中有些事是在追求中实现的，他上大学就是如此。虽然他最好的年华是在“读书无用论”和“文革”年代度过的，但他从读小学开始便萌发了上大学的志向。当然，人生中有些事原先并没有刻意追寻，是时代和环境推着他往前走。他攻读博士学位便是如此。1997年秋，他跨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门槛后，才感到踏入了一种使他充满激情的、值得全身心投入的生活。《模式经济学新探》这部著作（2002年1月出版），便是他通过三年苦读，戴上“博士帽”后的成果。他的导师胡钧教授评价：张孝德对模式理论的研究，是一种探索性尝试。他突破了传统的三要素理论，提出了构成经济模式的八大要素，即由人口、资本、知识和制度等要素构成的内在系统，由政治、文化、环境和资源等要素构成的外在系统，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研究视野。他研究了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并根据经济要素位序推进原理，提出了人类经济演进过程经历的四大模式。他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了现阶段中国经济模式的特征，以及未来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创新。

基于对社会原组织理论模式经济学的长期思考与探究，张孝德完成了一部富有创新意义的专著《经济学范式革命与中国模式解读》（2012 年3 月出版）。这部著作， 是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重要课题。他着力探寻一种与中国经济相匹配的解释理论框架。他发现，之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或中国模式进行有效的解释，根源在于中国经济改革与西方经济学演化是两个相反的过程。西方经济学在新的假定前提下，一直走着从具体到抽象、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的演化之路，通过不断将经济成长所依赖的政治、文化、历史和社会组织作为常量进行抽象。而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恰恰是把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常量舍去的历史、政治与文化等因素一一还原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市场经济的独特性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建立的纯市场经济模型，其最大差别不在市场机制本身，而在于市场成长环境的差异。

要对中国特色模式作深度解读，最大的难题是实现研究思路的转型，即从线性的、机械的分析方法转向系统综合、结构辩证的研究方法。从经济学研究的规范要求出发，找到系统综合分析的理论工具，才是模式分析范式确立的关键。

张孝德分析了构成组织理论的核心问题。他指出，在常态社会中，自组织与他组织强弱程度不同的组合，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即政府主导的社会组织、民间主导的社会组织、府民均衡的社会组织。他将组织理论运用到对市场经济的研究， 形成了将历史导入经济学研究的市场发生理论。

张孝德将社会原组织理论运用到经济增长领域研究，形成了创新模式分类理论。他把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智能要素两大类。他告诉读者，在财富生产过程中，物质要素按照能量守恒、等量补偿的原则进行价值转移，而智能要素则按照信息增值的原理，在学习中保值，在创新中增值。他将中国模式分解为改革模式、市场模式和增长模式。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模式属于嫁接再生市场模式。这种嫁接模式与市场化改革之路，给中国带来了两大红利，一是制度创新红利；二是充分利用了他组织与自组织最优组合的资源，在探索两类组织、两种体制最优组合中，使中国市场经济找到了两者体制之间的动态化均衡点，使中国经济实现了体制改进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他提醒人们， 中国模式面临着几个方面的挑战与困境：一是环境和能源问题上升为约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边界，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新挑战；二是“鸟笼结构”的改革模式面临着两个难题；三是中国嫁接市场模式开始陷入“政府悖论”与“自我锁定”的困境， 中国外源增长模式负效应开始大于正效应。

张孝德还探讨了拐点转型与中国模式再创新。他指出，当代中国正处在国际经济拐点转型与国内经济拐点转型的重叠期。从工业化导向的增长模式向生态文明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型是中国模式转型的总目标。中国改革模式面临着从“鸟笼结构”向“丛林结构” 转型，中国市场模式面临着从低端嫁接向高端嫁接提升。未来中国市场经济模式，必然是强政府与多元化市场组织的组合模式。

采访最后，张孝德送给我一本《中国乡村文明复兴宣言》单行本。记者被命之为“宣言”的题目所震撼，更为他大视野、大胸襟所迸发的深邃思想和精彩语录所折服。这是真正的大手笔， 饱含着一个知识分子强烈的责任感和家国情怀。通过他的笔，我们领悟到：在时代春天阳光的沐浴下，乡村也有大乾坤。中国的乡村文明，是一块被历史尘封的玉，是一只正在完成涅槃的凤凰。在时代给予天时地利人和的大背景下，乡村文明复兴将开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纪元。在生态文明与中国乡村文明构成的新乾坤之间，在诗意乡村与田园城市的两元时空中，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 是与世界共享的新文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