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子贡问孔子：“治理国家需要哪些条件？”孔子回答说：“老百姓有足够的粮食（足食），有强大的军队保卫国家（足兵），老百姓对国家有信任感（民信）。”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必须缺少一个条件，三者中少哪一个好？”孔子答：“去兵。”子贡又问：“再剩下两个条件中，如果必须再去掉一个，去哪一个好？”孔子答：“去食，自古以来死亡都是正常的，然而民无信不立”。所以在孔子看来，治理国政，“民信”比“足食”、“足兵”更重要。中国自古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明训。普通老百姓不能做到诚信，主要是损害一己；为官者不能做到诚信，则无法取信于民，政令不通，上下欺瞒，那就是危害一方，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及所领导的整个事业。
诚信要有品德修养
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曰：恭、宽、信、敏、惠”。就是说，具有恭敬、宽厚、诚信、勤敏、恩惠的人才能称其为君子，这五种品行是作为“仁人”所必备的。怎样把理想的人格外化为现实的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来教化和塑造最基本的人格。在此基础上，孔子进一步明确了它们各自的作用，“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忠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信”字在人格理想和现实教化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诚信是个人的品质，对领导干部来说，塑造完善的人格，须臾不可放松。我们每个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地“正身”，追求在致力公共事务中要取信于民；在自我修养中要警钟长鸣，不断“思诚”，以逐步达到“至诚”的境界。孔子有言“德不孤，必有邻”，凡是追求诚信的人，就是追求纯洁、高尚、理智的道德境界，他必然会获得无数的朋友和同伴，因为他不仅有益于社会，本身也充满了快乐，他问心无愧、内省不疚，他的人生在德行中一步步地提高着生命的质量。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土地养育万物能够生长庄稼，是因为土壤深厚肥料足。君子有了德行，如同地里有了肥料，就能够委以大任。立德之本，莫上乎正心，立德的本在哪儿？先从正心开始，心不正能量不足。有的官员正心不够，心的热度不够，心就软弱无力。领导的道德境界，就是内外兼修、内圣外王。内修自己的道德心，外修自己的行为。我们讲领导形象设计，形象关注外表，根本在心里。内心世界充实，道德修养高，就是个好领导。《群书治要》讲治国“六德”。一是宽厚，胸怀要宽广，包容度高。二是诚信，不能弄虚作假，信口雌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三是仁慈，要有仁慈关爱之心；四是恩惠，《孟子·尽心上》讲道“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这个“泽加于民”就是恩惠。有了地位、权力和经济实力，要为社会办好事。五是权威，有权力没有威信那就是权术，权力加上威信才等于权威。六是谋略，要有谋有略有眼光，善谋会断。《群书治要》讲“行有四仪”。就是“志动不忘仁，智用不忘义，力事不忘忠，口言不忘信”。“志动不忘仁”教导我们干事情对得起良心。“智用不忘义”就是维护公众道义。“力事不忘忠”，就是忠诚于事业追求。“口言不忘信”，就是言而有信，言行一致。有的人信口开河，口是心非，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个假话掩盖另一个假话，怎么拥有诚信？《弟子规》说得好：“行高者，名自高。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势是权势、地位，用势服人大家心里未必服气。只有把道理讲透讲明白，以理服人，听着才舒服。
诚信要有正能量
正能量体现在“五气”上。一是志气，二是骨气，三是大气，四是和气，五是底气。
从志气上讲，有志者事竟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帅印可以不要，但是志气是夺不走的。志气有“四个不甘”：第一不甘平庸；第二不甘落伍；第三不甘颓废；第四不甘失败。很多人强调只能成功不甘失败，盛行的是成功学，不接受失败学，很多人研究人如何成功，就是不研究失败，因为大家都恐惧失败。领导甘于寂寞但要不甘于平庸，看淡失败，但是不甘于失败。从骨气上讲，骨气从那里来呢？骨气与信仰价值有关，为民做主需要骨气。领导如果“缺钙少气”，就谈不上骨气。春秋战国时期，宋国有个人捡了一块宝玉，献给齐国大夫子罕，子罕谢绝了这个宝物，说你的宝我不要，因为我以不贪为宝，你送来的宝是珍宝，会把我的宝丢掉了，我珍爱自己的宝。以不贪为宝，才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从大气上讲，大气就是浩然之气，有眼光的人才大气，有胸怀的人才大气，有魄力的人才大气，有定力的人才大气。有的领导眼光狭窄，心胸狭窄，魄力很小，没有定力，哪有大气呢？从和气上讲，“礼之用和为贵”，和气就是亲和力。亲和力从哪里来呢？一要体察民情，二要关注民生。要睦邻友善，上下相亲。领导经常要到老百姓家里去，经常看老百姓想什么缺什么？领导要知道上下相亲的重要性。中纪委王岐山书记曾到安徽桐城的六尺巷走访，这个六尺巷里有故事。清代大学士张英的家人和他的老邻居吴氏为了修墙的事闹了矛盾，家人告到在京城做官的张英那里。张英写了一首诗给家人拿回去。诗里说：“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一看明白道理了，就把这个墙往后退了三尺。吴家一看人家退了三尺，也退了三尺，结果就留下这条六尺巷。现在这个巷子是宽两米、长一百八十米。王岐山去六尺巷希望从古人中学习智慧，人贵在和睦共处。从底气上讲，信仰追求是最根本的要求。要有精神状态，要有群众的支持信赖，要有公众满意度。这几样都没有，哪有底气呢？有的领导魂不守舍，说明精神状态欠佳，群众满意度不高。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盛行，各地虚报产量、竞放高产“卫星”，彭德怀经过实地考察后，冒着被批斗的危险，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向毛主席汇报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实际情况。领导干部讲诚信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对客观情况作深入调查，进行冷静观察和科学理性思考，遇事善于明辨是非利害，严肃认真，谨言慎行，求真务实；勇于坚持真理、纠正错误，敢于旗帜鲜明地同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斗争，注意发现并勇于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诚信就是勇于负责敢于担当
“干打雷，不下雨”，说的就是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光说不做，只喊空头口号，不兑现自己的诺言。朱熹说：“行不及言，可耻之甚。”好作风就是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不讲空话，勇于担当。
这里关键就是一个“行”字，“行”就是干。话一说出，就应雷厉风行，抓紧落实，对群众做出的政治承诺一定要兑现。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官，首先要先学会做人。常言道：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如果领导干部带头做诚实守信的榜样，那么，“诚信缺失”现象就会越来越少，扶危济困、互帮互助的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就会遍地开花，好思想、好传统就会进一步发扬光大。反之，由于个别领导干部不讲诚信，在群众中导致“晕轮效应”，损害整个干部队伍形象，影响领导效能的正常发挥。
在实际工作中，一要忌言出无行，说了不干，食言脸不红，说话不算数；二要忌言出行缓，拖拖拉拉，常常错过时机，耽误事情，这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无“行”之“言”是空言，是妄语，是假话，是欺人之谈。行动迟缓也可能使“言”变空，达不到目标，以致失信于民，丧失领导威信。领导者说到做到，不只是指在大事和原则问题上说了算，定了干，即便是一些日常小事也应当言行一致。说了就干，要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领导干部由于其职业和地位的特殊性，对组织和社会有很大的表率作用和示范效应，直接影响着一个组织和社会的风气，领导干部的个人品德对社会道德起着主导甚至决定作用。因此，领导干部在诚信方面要率先垂范，带头做遵守公德、守信诚实的模范。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视察农村时，在一次座谈会上认识了农民张二适，会后他特意到张二适家里访问，离别时，笑着说：“有机会一定来，如果我不能来，我一定派人来看你。”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周总理一连五年都派人看望张二适，一个大国总理对一个普通农民坚守诚信，可见周总理崇高的人格品质。
诚信要求讲道说理，遵循规律
《道德经》从前到后都强调如何把“道”和“德”的问题解决好。“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规律法则；二是道路方向。领导智慧讲究的这个“道”在哪里？“道”从规律当中来，从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法则当中来。同时，还要把目标方向搞明白，规矩在哪里立清楚。尚道还要循道。“道”的本质要求是道法自然。“道”包括天道、地道、人道。“天道”讲究顺其自然，“地道”强调有始有终，“人道”提倡和睦融洽。政府治理要遵循天道，关注地道，更要重视人道。天道就是要把自然规律、发展的逻辑搞明白。政府治理有许多方面还要注意顺其道而为之。“地道”强调有始有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治理总得有头有尾有结果。“人道”就要强调修身和睦，敬业乐群，大家相亲相爱。努力做到天道顺、地道圆、人道合，政府治理才能达到理想状态。尚道还要悟道。悟道的根本在于崇尚和谐，贵在善治。和谐就要善治，多从和谐社会上着眼，多从民生保障上着眼。要虚怀若谷，上善若水。在治理当中要强调为而不争、顺其自然，减少与民争利，不要人为地制造社会阶层矛盾。政府治理不唯急而在稳。“稳”讲规律，讲细节，讲操作节奏，“急”不讲规律、不讲细节、不讲办法，只看速度。要张弛有度，刚柔合济，既要有刚的原则性，还要强调“柔”的一面。《道德经》里讲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有的地方领导干部简单粗暴，动不动要打压，管制打压只能引起心火，火一上来就治不住了。现在是火太多水太少，远没有达到“上善若水”的境界。市场竞争不能与民争利，涨价部门几乎全是垄断企业，这些部门既有垄断市场的权利，同时又有垄断价格的权利。该伸的手伸一伸，该收的手还是要收，如果不收手怎么治呢？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领导智慧尤其要明白“大道在人心”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