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比较详细地记录了秦朝的法律制度。从理论上说，不论何种性质的社会，统治者都需要制定一套体现统治者意志，并且保证执行其意志的行为规则，于是法律制度便应运而生。汉字是表意文字，“法”字就生动地诠释了中华民族的法治观念。今天的“法”从水从去，然而，在金文中，法字无一例外地写作“灋”，从水，从廌，从去。这是个会意字。东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分析的：“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廌”就是“解廌”，今天写作“獬豸”，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许慎在“廌”下是这样解释的：“廌，解廌，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
“解廌”究竟是什么动物，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兽“獬豸”“触不直者”成为一种象征，是法律制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体现。至于“灋”从水，是取公平的意思；从去，则表示除恶的意思。毫无疑问，“廌”在“灋”的构造中，是个关键词。因为只有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建设真正的法治社会，才能实现公平的理想，才能达到除恶的目的。虽然小篆以“灋”为正体，同时也出现了省略“廌”的简体“法”。从汉字发展的规律来看，把灋字简化成法字，无可厚非，但在政治理念上，这个“廌”的会意不可省略。没有了“廌”，丧失了执法公正的监察，公平自然无从谈起，邪恶就会泛滥成灾。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尽管历朝历代都建有系统的法律制度，然而，人们梦寐以求的法治社会也只能成为一种奢望。
“人主无过举”
《史记·叔孙通列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高祖刘邦去世以后，汉惠帝刘盈继位。刘盈住在未央宫里，他要经常到东边的长乐宫朝拜皇太后吕雉。每次往来都要开路清道，既麻烦，又不方便。刘盈就让人在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修筑一条复道。复道就是楼阁之间架空的通道。这条复道正好修建在未央宫武库的南面，离刘邦的高祖庙很近，通往高祖庙的寝道正好在复道的下面。太常叔孙通对刘盈说，复道修建在高庙的寝道上，每月举行高祖衣冠游时，高祖的衣冠从高祖庙出来，都要在复道下面经过，这对高祖是大不敬的。刘盈听了非常着急，打算把复道拆了。叔孙通却说：“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根据叔孙通的建议，刘盈便在渭水北面另外修建一座原庙，每月高祖衣冠游移到那里举行。把复道修建在寝道之上，在宗法社会里，的确是重大的失误。不过，这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把复道拆了，改在地下挖掘一条通道，问题就可以解决。然而，简便的方法不用，却偏要大兴土木，重建一座原庙，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人主无过举”。
在《魏书·安定王休传》里有这样的记载：“高祖亲行诸军，遇休以三盗人徇於六军，将斩之，有诏赦之。休执曰：‘陛下将远清衡霍，故亲御六师，跋涉野次。军行始尔，已有奸窃，如其不斩，何以息盗？请必行刑，以肃奸慝。’诏曰：‘大司马执宪，诚应如是。但因缘会，朕闻王者之体，亦时有非常之泽，虽违军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诏。”这段记载说的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巡视大司马、安定王拓跋休的军营时，看见拓跋休正在执行军法，要将三个偷东西的士兵斩首示众，他心血来潮，命令拓跋休放人。拓跋休认为这几个士兵在出征前偷东西，不杀了他们，无法整肃军纪。拓跋宏却轻描淡写地说，命运让他们遇到了我，即使他们违犯了军法，也可以特别赦免。拓跋休只好放人。
《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对于“刑不上大夫”，东汉人郑玄是这样注释的：“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意思是说，不允许贤者犯法，如果他们犯了法，要通过朝廷的“八议（即八种议罪的情况）”来进行裁决，而不受法律制度的限制。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其实是针对普通百姓制定的，对达官贵人则是采用道德约束和内部议罪的办法加以处置。
法乃天下之法
《旧唐书·戴胄传》的记载可以清楚看到封建时代所谓法律的虚伪性。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召见吏部尚书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因为走得匆忙，一时疏忽，未解下佩刀便进入东上阁。尚书右仆射封伦认为监门校尉没有察觉长孙无忌腰带佩刀，应当处死。长孙无忌误带佩刀入宫，罚铜二十斤。李世民同意他的意见。然而，大理少卿戴胄反驳说：“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入，同为误耳。臣子之於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知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衷。”李世民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他下令重新议罪。封伦还是坚持他原先的意见。李世民打算采纳他的意见，戴胄坚持说：“校尉缘无忌以致罪，於法当轻。若论其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李世民为他执法严明的精神所感动。经过朝廷大臣的反复商议，李世民终于赦免了监门校尉的死罪。在这次事件中，长孙无忌是犯罪的主体，监门校尉只是失职而已。然而，犯罪的主体仅仅罚铜二十斤，失职的监门校尉却要处死，这简直是对法字偏旁“水”的莫大嘲讽。这位校尉还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的皇帝毕竟是李世民，同时大理少卿又是以铁面无私、执法如山著称的戴胄。
在古书中，我们经常看到“赐死”的表达，这种表达在现代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实所谓“赐死”，正是“刑不上大夫”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有些“大夫”犯下重罪，必死无疑，但他们地位如此尊贵，怎么能让他们接受刑狱的折磨和死刑的羞辱呢？于是，“赐死”这种封建社会的怪胎便应运而生。
唐玄宗年间，太平公主勾结一些大臣谋反，企图从唐玄宗李隆基手中夺过政权。她的阴谋很快就败露了。《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记载：“主闻变，亡入南山，三日不出，赐死於第。”清高宗乾隆年间，大贪官和珅罪行累累、罄竹难书，直到清仁宗嘉庆年间，他的罪行才得到追究。《清史稿·和珅传》说：“内外诸臣疏言和珅罪当以大逆论，上犹以和珅尝任首辅，不忍令肆市，赐自尽。”从中可以看出，地位尊贵的达官贵人，即使死，也要让他们死得体面，死得与众不同。“刑不上大夫”的荒唐悖谬，由此可见一斑。
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狱讼类》中记载了淄川（今山东淄博）发生的两起案件，一起是崖庄杀贾案，一起是无首尸案。出现在案发现场进行勘验，并且对案件进行侦查、审理、处置的人都是淄川县令费祎祉。费祎祉对两起案件的侦破可谓出手不凡，他一丝不苟的查证，终于使案情水落石出，将罪犯全部绳之以法。然而，他毕竟只是一个县令，是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由行政长官破案、审案，同时对罪犯进行判决。
《旧唐书·李元纮传》记载，有一次，太平公主和一座僧寺争夺一个碾碨。太平公主不仅是唐睿宗李旦的妹妹，而且在朝廷极有势力，百官多数只能顺从她。负责断案的雍州司户李元纮根本不考虑这些，他只依据事实判给僧寺。雍州长史窦怀贞对太平公主一向百依百顺，他急忙让李元纮改判给太平公主。李元纮却拿起笔，在判状后面写道：“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摇动。”司户是主管民户的官员，其职责与今天派出所里分管户籍的警察相类似，而长史只是刺史的佐吏，相当于刺史的秘书。一个司户负责断案，一个长史居然也要插手案件的判决，令人啼笑皆非。尽管李元纮的判决大快人心，但他毕竟不是独立司法机构的专职人员。
汉武帝刘彻为了整顿吏治，曾经把全国划分十三州，州设刺史，负责监察各州的地方官员。这个制度延续到东汉时期。《后汉书·苏章传》真实地反映了刺史的工作情况。扶风（今陕西扶风）人苏章在汉顺帝时曾经担任冀州刺史，他的一位老朋友担任清河太守，这位太守是个贪贿无艺的人。苏章在辖区巡视，准备追究老朋友贪赃枉法的罪行。有一天，苏章备下美酒佳肴，宴请这位太守。两人开怀畅饮，纵叙友情，气氛十分融洽。太守高兴地说：“人皆有一天，我独有二天。”苏章却放下酒杯，收敛笑容说：“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第二天，苏章毫不留情地处治了这个太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州并非独立的司法机构，而是监察部门，刺史只是中央政府派出的监察官员。即便如此，到了东汉末年，由于天下大乱，军阀割据，各州刺史纷纷拥兵自立，州竟也随之演变为行政区划。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完全变成了统治压迫人民的工具。百姓渴望公平正义，然而，他们只能把理想通过构造“灋”字体现出来。他们创造出的有关“獬豸”的神话，寄托了他们对法治社会的追求。“獬豸”代表法律公正，是他们心目中的法治社会。他们非常清楚，社会要公平，邪恶要除去，“獬豸”必须融入社会政治生活当中。不论身份贵贱，不管地位高低，只要有人触犯法律，这只“獬豸”就会扑过去，用锐利的尖角刺向违犯者。“灋”字的创造，是先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先民对法治社会的渴求和呼唤。先民追求“獬豸”的梦想历经了五千年历史。今天躬逢其盛，有了一个创造法治社会的良好环境.我们必须让法治精神高高地矗立在中华大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