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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岳阳楼记》的 艺术与人格之美

    更新时间:2015-06-20 浏览次数:418 信息来源:范国强

    【编者按】

    著名作家梁衡在《〈岳阳楼记〉留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财富》一文中点评:“文章达到‘三境之美’,即景物之美、情感之美、哲理之美。用这个标准来分析《岳阳楼记》,我们会惊喜地发现它达到的艺术高度,就不难明白它为什么称得上千古第一美文。”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论述:“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深情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我们不妨用古今二位文学评论家的理论视角,来赏析范仲淹《岳阳楼记》的“三境”、“六义”之美。

    第一、结构之美

    《岳阳楼记》全篇368个字,五个小自然段。纵观其结构布局,开端由事入景,言简意赅;中部即景生情,曲折多姿;末部入情化理,气势如虹,以见心境。全文结构层层深入,逐步推展,如名山探幽,渐入佳境,不但前后贯串,紧凑有力,而且前后呼应,匠心独具。

    全文五段分三个部分。首部:为第一、二段,中部:为第三、四段,末部为第五段。

    先看首部:

    第一段,记叙作记之缘由: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此乃文章之前言,寥寥数笔,人、时、地、事交待得清清楚楚。

    人物—滕子京 

    时间—庆历六年

    地点—巴陵郡

    事情—重修岳阳楼,属予作记。

    这一段,看似简单,其实极有层次,而且还有伏笔:

    有关重修岳阳楼之事,是滕子京到任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二年后办成的一件事。然后,“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再嘱我写篇记。尾尾道来,先后有序。其中不乏对好友滕子京遭贬官到地方,乃坚持为民办实事的肯定与褒奖。

    第二段,略述巴陵胜状: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这段文字,可分两层: 

    第一层:从“予观夫”到“前人之述备矣”。由大处着眼,简单几笔勾勒,将巴陵胜景和盘托出。并点明在前人的诗文里,已描述得相当详尽完备了。 

    第二层:从“然则”到“得无异乎”。转入本文的重心,即因景生情,因物兴感。道出在“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巴陵郡岳阳楼上,“迁客騒人,多会于此”,他们观看洞庭湖的风云变幻,难免产生悲喜之情,所以用“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来作一概述。

    此段结构的特点在转折之笔。写到“前人之述备矣”,似乎让人觉得文意已近收笔,但紧接着“然则”一出,突然峰回路转。作者用先收后纵,提笔换势的文法,短短数行,将浩瀚的胜景,投射到动态的人文,为文章的波澜迭起,陡增回旋之效。

    其次看中部:

    第三段:叙述洞庭湖“雨悲”时的景象,描绘出一派汹涌、险恶、满目萧然而惊心动魄的场面。

    第四段:叙述洞庭湖“晴喜”时的景象,描绘出一片清丽、幽静、心旷神怡而宠辱皆忘的情景。

    中部这两段均由前段“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二句相生而来,并与“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相呼应。

    最后看末部: 

    第五段:叙述追求与“迁客骚人”有所不同的“古仁人之心。”以抒发自已的情感与气节。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这段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以此抒发胸臆,并勉励好友在贬谪逆境之中仍要坚守“心系天下、勇于担当”的气节,作为全文的总结。

    此段也可分作两层:

    第一层:从“嗟夫”到“进亦忧,退亦忧。”“嗟夫”一声长叹,突然从上文“迁客骚人”的“悲”、“喜”之情中超脱出来,去追求“古仁人之心”的高尚情操。即“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此处连用四个“忧”,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

    第二层:从“然则何时而乐耶”到“吾谁与归”,是揭示全文主题之笔。作者以强烈的“担当精神”,呐喊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警世名言,并用“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之排斥性复句,显示其坚定的意志。

    《岳阳楼记》结构之严密,铺陈之自然,繁简之得宜,无愧为中国古代散文的巅峰之作。

    第二、情景之美

    《岳阳楼记》中间部分的三、四两段是写景的,分别从“雨悲”与“晴喜”两种情景着眼,对比映衬,情景交融,层次分明,有声有色,令人叹为观止。

    雨悲之境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此境遥应第二段“朝晖夕阴”的“阴”字,叙述“雨悲”之境。一幅汹涌、险恶、满目萧然而惊心动魄的景象,呈现到读者面前,使人为之暗然神伤。其中又可分为三层:

    叙天气—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

    叙湖景—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

    叙人情—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第七十六》中明言:“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指出变化着的情景是会影响人的心情的。 范公在此运用形象化的语言,描绘了“雨悲”之境,不但形象具体生动,其色调、声音、气氛都运用得淋漓尽致。此时此景,登上岳阳楼,怎能不让人举目萧然、心情沉重、满腹辛酸、悲伤而不能释怀呢?难怪杜甫发出“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洒流”的哀叹。

    晴喜之境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鏻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壁;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此文呼应第二段“朝晖夕阴”的“晖”字,叙“晴喜”之境。描绘一幅清丽、明朗,怡情悦目而心旷神怡的景象,呈现到读者面前,使人为之把洒临风、眉飞色舞。

    晴喜之境主要分为两层:一为日景,一为夜景。

    日景又有远景与近景之分:

    远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

    近景:“沙鸥翔集,锦鏻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空中的沙鸥、水里的鱼儿、岸上的白芷、水边的兰花,可谓色香味俱全,水陆空齐备,描绘得精细入微,多姿多彩。

    夜景分无人之景与有人之景:

    无人之景:“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壁。”这画面既有仰视、俯视,又有动态、静态,真是着笔多方,饶有情韵。

    有人之景:“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此时此刻,登上岳阳楼,环目远望,胸怀开朗,宠辱得失,举洒皆忘。真是无限的愉快,无限的爽朗!

    范公擅用形象化的语言,动态的描绘,将一幕幕画面活现在纸上,把读者带到活生生的情景中,如临现场。写景的层层深入,动静纷呈,声色俱现,令人拍案称绝。

    《岳阳楼记》景物对比强烈:有色调上的明暗对比,有气氛上的忧乐对比,有状态上的动静对比,有音响上的强弱对比。从色调、气氛、状态、音响之对比再现了情景之美,范公《岳阳楼记》的笔法之美妙,可见一斑。

    第三、文采之美

    《岳阳楼记》立意高远,文采蔚然,所以成为千古美文,其文字修辞颇具特色,采用了对偶、拟人、借代、设问等手法。

    奇偶相生 

    《岳阳楼记》的文字工整对称,大量使用四言句,又采用对偶句法,几乎占全篇之半。

    且看本文中的若干偶句:

    第二段:

    “ 衔远山,呑长江。”

    “北通巫峡,南极潇湘。” 

    第三段:

    “阴风怒号,浊浪排空。”

    “日星隐耀,山岳潜形。” 

    第四段:

    “沙鸥翔集,锦鏻游泳。”

    “长烟一空,皓月千里。” 

    “浮光跃金,静影沉壁。”

    第五段:

    “不以物喜,不以已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像这些对偶的句子,无论是单句对、隔句对,或是正对、反对,在本文的各段中,都出现得恰到好处。文章对偶,贵乎自然,福至心灵。范公此文多用偶句,高下相须,自然成对,绚丽多彩,成为行文的亮点。 

    拟人生动

    将无知的事物,寄以灵性,托为有情,这是“拟人”之法。

    如:第二段叙洞庭湖:

    “衔远山,呑长江。” 

    第三段叙雨悲之景:

    “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

    “衔”、“呑”使洞庭湖有了生命,“怒号”、“隐”、“潜”使阴风、日星、山岳有了活力。动词的运用,出神入化,使得一切无生命的景物生动起来。类似的句法,在古文中颇为常见。如李白:“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将春天与大地拟人化。又如刘禹锡:“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均与范公的“‘衔’远山,‘吞’长江,”有异曲同工之妙。拟人手法的巧妙运用,可以消除物我之隔阂,使万物有情,文章自然,亲切有味。

    借代鲜活

    在行文中,放弃通常使用的本名或语句,另找其它词来代替,是为“借代”之法。如本文第四段叙晴喜之景:

    “沙鸥翔集,锦鏻游泳。”

    从字面上而言,锦鏻代指色彩班澜的鱼,也称锦鲤鱼。在此“锦鏻”即美丽的鱼的代称。范仲淹用“借代法”,“锦鏻游泳”显然比“锦鲤游泳”活泼。

    借代法的巧妙运用,都可使词汇更加丰富新颖,语句更加鲜活多变。 

    设问添彩

    行文中刻意设计问句的形式,以吸引读者注意力,是为“设问”之法。

    如:第二段末尾:

    “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第五段叙古仁人之心:

    “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

    “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全文结尾: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在叙事句、表态句、判断句、设问句中,设问句最能捕捉读者的注意力。范公善于掌握人的好奇心理,在本文中一再使用设问句,以增强语气,加深读者的印象。尤其是篇尾 “吾谁与归”的设问,更使文章波澜壮阔,余味无穷。

    第四、语言之美

    范仲淹是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他的倡导下,涌现出诸如欧阳修、尹洙、富弼、石介、张载、孙复、王安石等一大批古文革新的旗手与文学大家。他们的文章构思精巧、体裁新颖、贴近自然、语言生动。使北宋时期呈现出百家争鸣、流派纷呈、创作繁荣的局面。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北宋古文革新的代表作。他对语言文字的创意与追求,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创造了不少历久弥新的精典语言,直到现 在仍被广泛应用。

    例如:

    “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春和景明,波澜不惊。”

    “不以物喜,不以已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

    这些语言最大的特点是亲切自然,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韵律优美,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五、气韵之美

    古人为文,重在养气。刘勰《文心雕龙·养气篇》中论道:“吐纳文艺,务在节宜。清和其心,调畅其气。”唐宋八大文学家之首韩愈直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

    作为鸿儒大贤的范仲淹为文也极重气势。在《岳阳楼记》中处处可见,后人评说《岳阳楼记》:“其文气如重山复岭,排叠压下;又如江湖海浪,滚滚而至,不可抵御。”范仲淹自幼研习音律,是一位古琴高手,史称“范覆霜”。因而,他的文章充满着音乐律动感,语言朗朗上口,句子起伏有致,全文一气贯通,气势如虹,极富音乐美感。

    第六、人格之美

    文章的风格,是作家心灵的再现,是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直接的、具体的反映。今天读范仲淹之散文,再 “想见其为人”,我们往往首先会被文章的立意高远所吸引,会被范仲淹的高洁人格所感召。这应该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产生无穷魅力的主要原因。

    作为一个中国古代的政治家,范仲淹忠君爱国、才干卓越、满怀抱负然又谨守儒家教义,他的散文,是政治家“明道”之文,特别是《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名言,包蕴着巨大的思想容量,也正是范仲淹崇高人格的光辉写照。任何时候他都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一种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峻洁的感情!

    “智”者多忧。这个“智”就是一种政治自觉,就是一种超人胆识。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都是智者。他们能在一片歌舞升平中,看到国家潜在的危机,忧心如焚,放胆直谏。范仲淹就是这样的“智”者。他以诗人般敏感的心灵,深深地感知着人生的、政治的、历史的沉重感,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范仲淹所处的北宋时代,是令人堪忧的时代。国家表面繁荣但实则内忧、外患,整个社会弥漫着危机感,笼罩着感伤主义。北宋王朝吏治腐败不堪,北宋统治者为了苟且偷安,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屈膝纳贡外族,真是“民不堪命”!面对这样的局面,怎能不令人忧心呢?但有的人能从“忧”的困扰中逃遁出来,他们遁世归田,去“独善其身”,这样,“忧”变成了“知足常乐”。 范仲淹的解忧方式是积极地出仕参政。他的忧是深沉无比的,因为他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感任重而道远,有着“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志向和自信。范仲淹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他的门生、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把范仲淹这种“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胸襟与气象,这就是“内圣外王”的圣人之道。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人格和操守,千百年来是感人肺腑的。范仲淹所称的“天下”就是天下百姓。为了百姓,他治水捍海,吃苦在前;为了百姓,他不默而生,秉公直谏;为了百姓,他想方设法,兴教办学;为了百姓,他戌守边疆,抗击入侵;为了百姓,他矢志改革,兴利除弊。他一身正气,二袖清风,刚正不阿,视民如天。

    “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晚年的范公把所有的积蓄奉献给故乡,置办义田、义庄、义学,开中国古代慈善事业之先河。公元1052年5月20日,年仅64岁的范公,在赴任颖州的路上病逝于徐州,清风敖骨,一无所剩,且对朝庭无任何要求。宋仁宗闻知恸哭不已,亲篆“褒贤之碑”,谥号“范文正公”。各地百姓纷纷建祠立碑,以纪念这位“父母官”。史书记载,延州、庆州一带的羌族百姓在范公曾驻守过的府所痛哭三天,不肯散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文如其人”,从《岳阳楼记》中,我们照见了范公的巍巍人格与高风亮节。

    范仲淹《岳阳楼记》这篇千古美文所展现的无穷魅力,正是刘勰、梁衡先生所讲的“三境”、“六义”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