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1962年11月生，吉林通榆县人，经济学博士。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经济学评审组专家、国家博士后基金经济学评审组专家，兼任国家行政学院新型城镇化中心主任、东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部分省市经济政策顾问。著有《中国式崛起》、《博彩业与政府选择》、《中国经济新常态》、《大国经济的治理》、《改革红利再释放》、《解析新型城镇化》等著作二十余部。

和张占斌教授，已经很熟了。他的儒雅、和善与亲切令人感动。有几次课间，记者见他和一些学员在一起，边散步，边交谈，都是课堂话题的延伸。学员们意犹未尽，希望和他探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大问题。他被誉为“紧跟经济前沿”的学者。网上关于他的信息，他对大国经济、经济新常态、新型城镇化、宏观经济政策、县域经济、统筹城乡等话题的文章和访谈近百条。他涉猎范围之广、参加学术会议层次之高、主持科研课题分量之重，令人折服。好几次，记者在院内遇见他，都有一种想“截住他”，好好采访一次的愿望。这次与他面对面，了解他的治学历程，聆听他关于当前经济热点话题的见解，真是难得。他太忙了，给我的时间很短。他的回答都是要点式的，简捷而到位。有句歌词叫“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张占斌的水平是三十多年修炼出来的。下午五点钟后，他要赶赴一个学术会议，对匆匆结束访谈深表歉意。但他给了我好几本著作，还把我介绍给青年学者周跃辉博士。希望周博士能协助我找些资料，继续提纲中没有深入的话题。我已经很知足了。本来，采写著名学者，收集并阅读其著作，是进入其学科领域、了解其理论贡献的最好途径。

（一）

张占斌1979年考入东北吉林的一所师范大学历史系，1983年毕业后考取吉林大学中国土地制度史专业的研究生，师从著名中国经济史专家乌廷玉教授。那时，研究现代经济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的史料很少。为了撰写论文，张占斌总是在吉林大学亚细亚文库、中国历史档案馆和东三省的档案馆查找第一手资料。由于经费紧张，无法复印，只能靠手抄，不少档案已拍成胶片，用投影仪才能观看。在长达数月的资料抄写中，张占斌的眼睛累成近视。三年下来，随着镜片度数的提高，他的学问也日渐长进。毕业论文《日伪时期东北土地关系与土地改革运动》竟写了十万多字。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在国家级期刊发表了近十篇学术论文，有两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转载。这段“蚂蚁啃骨头”的苦学生涯，为他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6年7月，捧得硕士文凭的张占斌在“理论与实践、学校与社会”的纠结上，选择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主要从事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问题研究。经领导推荐，他被借调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与有关领导、专家一道参加了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和党的十三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内容的前期内部研讨工作。这段时间，张占斌开阔了视野，颇有收获，在《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与冲突》等理论文章，受到中央领导和学界肯定，赢得较好反响。

接下来的几年，张占斌遇到了诸多理论与实践的难题。1992年，为响应建设海南大特区的号召，他毅然前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任综合信息部副部长，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注转到对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前沿问题的探讨。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起，他觉得有必要下到“海里”，感受巨浪，听听潮声。于是，他和朋友一道创办了一家投资股份公司，先后任常务副总和董事长。当然，他的本行还是为他所钟爱，从北到南，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从理论到实践，再回归理论，他更加自觉地思考历史、思考未来、思考人生。“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负责人”的头衔，便是他理论与实践并足而行的写照。

面对中华文明史上最猛烈的市场开放和竞争浪潮，张占斌深感自己理论储备不足。他骨子里是一个思想者、探索者。在离开学校的十年当中，他始终没有忘记心底的呼唤，惦记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义与责任。1997年9月，张占斌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共中央党校，成为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师从著名经济学家王瑞璞教授。谈起这位导师，张占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王教授不仅在政治上、学业上给予他悉心指导，还经常带他深入基层调研，让他体验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并在实践中验证和完善理论。这使他感到有一种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

在中央党校的几年，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张占斌着力观察、体验和研究中国市场经济面临的问题，独立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股票期权与国有企业激励制度研究》课题。他的博士论文《博彩业与政府选择》，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解析了博彩业三种类型在世界发展的现状，并将政府对博彩业的公共选择治理对策作为论文的核心。他的选题无疑是个冷门，即使在今天也较少有人关注。但他对冷门课题所作的深入思考，得到了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萧灼基、韩康、刘伟等教授的肯定。这一选题，实际上成了他从事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新开始，也使他成为国内研究博彩业的权威专家。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发展加快了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进程。相应地，对中国经济学者的国际化视野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一年，从中央党校毕业的张占斌进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是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这所研究中心，被誉为培养经济学高端人才的“黄埔军校”，是我国最早对经济学进行国际化研究的重要机构。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深深影响了张占斌的学术思考。张占斌与巴曙松、夏业良、赵晓等一批博士后是同窗，他与这些颇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学者相互切磋，视野不断开阔。特别幸运的是，他有机会与在北大做学术访问的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著名经济学家进行交流。这种平台上的积淀和拓展，为他勇攀学术高峰创造了新的条件，树立了新的标杆。

张占斌选定的研究课题是“比较优势：中国汽车产业政策、模式和战略”。在林毅夫教授指导下，他对我国汽车产业做了深入观察和理论分析，提出了“比较优势的大国开放竞争模式”的观点。林毅夫对张占斌的贡献给予了赞赏，认为他的研究成果是国内第一部运用比较优势理论讨论中国汽车产业的著作。当时，恰逢国家发改委制定汽车产业和消费政策，张占斌的论文成为决策咨询的重要参考。

（二）

2003年，张占斌从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调入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工作。自此，他进入了教学和科研硕果累累的黄金时期，他作为著名经济学者的理论建树使他崭露头角、声名鹊起。2003年至2004年，他参加了中央组织部和共青团中央组织的博士服务团，挂职到重庆市梁平县任副县长。他对梁平县“十一五”规划做了深入思考和研究，完成了《县域特色经济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一书。

回到北京后，张占斌开始研究统筹城乡、省直管县等问题。他先后完成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中国省直管县改革研究》等著作；出版了《渐进改革与国家经济安全体系》、《渐进改革与政府公共政策选择》、《和谐发展与公共经济管理改革》等“中国式崛起”系列著作。

自2009年担任经济学部副主任、2011年担任经济学部主任以来，张占斌带领他的团队，紧紧围绕服务党中央国务院工作大局，在教学、科研、咨询三位一体和在对外开放办学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教学方面，他长期承担省部级领导干部和厅局级公务员各班次，以及港澳班和涉外班教学任务；科研方面，他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等省部级以上委托课题三十余项，出版著作二十余部，在国家级期刊发表论文三百多篇；决策咨询方面，他先后参与党的十八大、国家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前期重大课题研究工作，参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会议文件准备，有二十多篇咨询报告获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批示，完成中央临时交办的多项任务。2014年参与了国务院办公厅委托的第三方评估工作。2014年他所带领的经济学部被国家行政学院党委评为先进部门。

周跃辉博士介绍，张占斌的专业方向为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他重点围绕政府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展开研究。他是国内较早提出并建立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指标体系的专家，他测算了到2030年、2050年经济发展数据，提出了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战略建议；他是国内系统研究新型城镇化与省直管县、县改市的专家，测算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支出及时空分布，发起并成立了国家行政学院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出版了《中国健康城镇化蓝皮书》等成果。他多年来围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改革红利释放、经济转型升级、扩大内需消费等问题开展研究，推出了系列科研成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占斌多次受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凤凰网等媒体邀请，就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精神进行解读，受到各界好评。他主持编写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干部培训教材多部，培训各级领导干部数万人。他讲授的“新型城镇化与国家变革”课程，被评为国家行政学院精品课。他主持编写的《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重大问题研究丛书》共十册，是目前国内关于城镇化建设规模最大、内容最全的成果汇编。他关于“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战略”的观点，被人民网、《人民论坛》杂志社评为2012年度最具价值的50个理论观点之一。近几年，他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论述和观点，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欧盟部分成员国的专家曾就此问题多次和他探讨，共商中欧城镇化合作事宜。在国内，他的多篇咨询报告获国务院领导批示，对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2013年至2014年上半年，应学员和读者要求，张占斌把近些年的研究成果编成三本书：《改革红利再释放》、《解析新型城镇化》、《大国经济的治理》，分别于2014年1月、5月和12月出版。

第一本是《改革红利再释放》，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在该书中，张占斌阐释了“改革红利”的两层涵义：一是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创造发展优势，提高发展效率，进而带来超过原资源配置方式下所能获得的增量收益和回报；二是通过改革取得的增量收益和回报，不是被少数人或小群体独占，而是由城乡人民共享。书中围绕“改革是最大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释放市场和社会活力，建设人民满意的现代政府，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论视角，深入解读了为什么要释放改革红利，如何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的问题。

第二本书《解析新型城镇化》，是经济科学出版社推出的一本既有重要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著作，是张占斌多年来研究中国城镇化问题心血和成果的结晶。张占斌指出，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阶段，新型城镇化面临许多新机遇新挑战，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革为动力的城镇化；是体现产业、就业优先的城镇化；是坚持城乡一体、以城带乡、功能互惠的城镇化；是科学布局、因地制宜、协调有序的城镇化；是绿色低碳、承载力强、和谐宜居的城镇化；也是传承历史文化、体现民族特色的城镇化。这部作品53万字、大16开本，沉甸甸的，充分展示了他的研究专长。

第三部是《大国经济的治理》，被列为国家行政学院“名师文库”。全书共六个部分，包括经济新常态呼唤加速改革、努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以及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等。出版这本书，张占斌原打算找商务印书馆出版。正在他踌躇和掂量之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选定他的作品，拟作“名师文库”之一隆重推出，以纪念学院建院20周年。他真是赶上了好时候，对学院党委的决定和出版社铺路搭桥的盛情怀着深深的感激。他在“后记”中说，走进新常态的大国经济的治理是一篇宏大的文章，需要精心研究。国家行政学院作为新型智库，在此方面的探索应有更多的成果，经济学部作为学院重要职能部门，也应在这方面有更多作为。

近两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并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问题新矛盾。张占斌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从战略全局高度研判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文章，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应人民出版社之约，张占斌组织经济学部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编写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一书。作为主编，他组织大家就该书主题进行了多次研讨，力求全面把握、准确理解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力图为国家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尽到责任。著名经济学家魏礼群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推荐书评。该书是国内首部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经济新常态”思想的著作，2015年1月出版发行后，获得较大反响，短短一个月又出版了修订版，到4月，先后印刷五次，发行量达数万册。人民网连载了这本书的章节，《经济研究参考》出版了专刊。

2014年，张占斌组织经济学部的专家学者，主编了《中国经济强国梦》一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和他的团队以“大国红利”这一核心概念统领国情研判、发展战略与改革保障三大问题，系统回顾和总结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历程及经验教训，对英、美、德等经济强国崛起的进程和启示做了深刻阐述，并针对我国迈向经济强国征程中的发展战略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具有很强针对性、前瞻性、可操作性的战略举措和独创性的改革建议。

写到这里，记者脑海回响起张占斌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作为国家行政学院的经济学者，我们离政府、离决策可能近些，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我们既要像大学教授那样，扎扎实实进行学理的探究，体现学术的穿透力、理论的长远性，更要站在国家新型智库的高度，研究党中央国务院关注的全局性或前沿性话题，务实、理性、客观地研究改革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理直气壮地为政府服务，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引导舆论、引导社会。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职责。”这是他自己和他的团队的宣言。对经济学界的同仁，对有志于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探究的学人，都将是一种鞭策、一种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