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既在国外从事过革命斗争，也在国内从事过革命斗争，既在环境险恶的白区从事过革命斗争，也在四面被侵华日军包围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战斗，既开创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也创造了席卷西南、扫平穷寇的战争经典。然而，邓小平在战争年代从未被捕过，也从未在战争中受过伤，在老一辈革命家中十分少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邓小平牢固的保密意识和对保密技巧的娴熟运用。

早期革命活动中形成了严密的保密意识

1921年，17岁的邓小平在巴黎已经开始运用秘密斗争技巧避开法国警察破坏，展开反饥饿、阻止法国支持北洋军阀购买军火、争回里昂大学等斗争。

1922年夏，邓小平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邓小平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工作，并于7月当选为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委员，同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春，任中共旅欧支部里昂地区特派员。6月至9月，他多次参与组织旅法华人举行的声援国内五卅反帝运动的大规模示威和集会。

邓小平在旅欧共青团支部工作期间，住在巴黎。这期间，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其他革命组织均遭受法国警察的抓捕和破坏。邓小平于1925年6月和傅钟等接替旅欧党团组织领导革命活动，邓小平开始受到法国警方的监控。在这样的环境下，保密性成为应对局势的迫切要求。为了避免旅欧党组织的革命事业免遭再次损失，邓小平进一步提高保密意识，在巴黎比杨古特拉维夫街登记了三处住址，以便随时进行转移，从而成功应对了当时严峻、危险的局势。

1926年1月3日，为声援国内五卅惨案，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行动委员会在巴黎补瓦涅大街23号召开了旨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会议。根据法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显示，当时法国警察得到了密报，邓小平在会上号召同苏俄政府友善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这次会议通过了致冯玉祥将军和广州政府电以及致中国驻法国公使馆的信函，主旨均为联苏反帝。法国警方经过部署，计划于1月8日凌晨对邓小平等人实施突袭式逮捕。

由于保密意识强，邓小平等人于1926年1月7日晚成功撤离巴黎，避开了法国警方次日凌晨展开的大搜捕。法国警方在搜索报告中对于邓小平等人的保密预防措施表示无可奈何：“他们的同胞采取了预防措施，丢弃了一切会引起麻烦的文件。”

为保密条例题词

1927年春，邓小平回国投身国内革命活动。7月随中共中央机关辗转于汉口、武昌，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出于保密需要，改名为邓小平。12月，邓小平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承担的保密责任更为重大。

1929年夏，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秘密前往广西，领导广西的革命工作，准备武装起义，化名邓斌。邓小平到达广西后召开广西党组织会议，他在会上决定以“单线联系、秘密接触的联络方式”开展党的工作。 这一方式有效地减少了敌人对广西革命工作的破坏，革命力量得以迅速壮大。12月，邓小平同张云逸、韦拔群等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任红七军政治委员、前委书记。

在抗日战争中，邓小平于1938年3月和6月、1941年1月和11月，要求部队和抗日根据地开展保密工作，部队在执行任务中要做到“绝对保守秘密”。尤其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保证反“扫荡”成功，邓小平联合刘伯承多次致电所属部队要加强保密工作，指示所属各兵团要“保守秘密，防范间谍，铲除汉奸”。

随着部队在抗日战争中对保密工作认识的加深和战争发展的需要，八路军129师机要科于1943年专门编印了《机要工作手册》，确定了129师稳定的保密工作条例，邓小平题词指示：“大家要为党负责，为革命负责”，“把我们的机要工作永远向前推进，始终为机要，保护机要就是保护我党我军的生命，所有同志必须愉快地担负起这个光荣的责任。”

成功运用保密技巧

解放战争开始后，邓小平于1947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6月30日，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发动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邓小平同刘伯承率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在国民党军重兵围攻中坚持了大别山斗争，把战线推进到长江北岸，在中原地区站稳了脚。

身处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稍有不慎就可能遭致重大损失。为此，邓小平和刘伯承指示，所属部队和地方机关人员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域时，绝对禁止携带秘密文件。由于邓小平长期对保密工作的重视和教育，刘邓大军在跃进大别山、展开战略反攻中没有出现明显泄密事件，随后的淮海战役打得十分激烈，更没有出现因作战计划泄露而造成损失。

在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中，邓小平担任第二野战军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二野保密工作达到的效果令国民党反动集团完全无法判断二野主力进军的方向。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少有的，从而完成了对胡宗南集团出其不意的包围和打击，加速了西南解放进程。

具体部署上，二野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邓小平和刘伯承以第二野战军的行动进一步迷惑敌人，命令野战军领导机关率第三兵团经津浦、陇海铁路公开乘火车西进。行至郑州，邓小平特意出席群众欢迎大会，宣布大军即将入川。在车站，邓小平特地从车厢窗口伸出半个身体，与地方军队干部握手致意，有意让国民党情报侦察机构获知这一幕，使西进假象更为逼真。蒋介石集团据此判断，二野将西进并从陕西南下解放西南，因而出现误判，将大兵团放在秦岭准备阻击二野主力。

事实上，二野部队则秘密南下，直奔湘鄂西。同时，第五兵团乘第四野战军进行衡（阳）宝（庆）、广东战役的机会，就势隐蔽地到达湘西集结。这样，一方面是第四野战军浩浩荡荡、势吞两广；一方面是第二野战军潜形匿迹，迂回西南。有了这样的战略安排，二野才得以把西南残余国民党军队打得措手不及，从而在极短时间内顺利解放了西南。 

形成保密制度

从1949年10月13日至1952年7月下旬，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领导解放和经营西南。

西南解放之时，特务高度密集，反动党团在重庆留下区分部书记以上的骨干就有9000多人。 随后潜伏成为特务；蒋介石、毛人凤、谷正伦等人在云贵川预先开办多期“游击骨干训练班”、“自卫干部训练团”等职业特务培训班，培养反革命分子潜伏运作、策反、暗杀和爆破等特务技能，散据西南各地；军统、中统和国防部二厅三大特务系统驻川、康、黔、湘、鄂、苏、赣、渝、平等省市站、处、队的职业特务骨干，携带设备纷纷流进云南，特务数量超过云南地方干部。蒋介石集团在西南留下职业特务约8万名。这批特务时刻在寻找机会破坏西南各级新生政权。

为此，邓小平在二野进军西南后，首先高度强调保密的重要性，他指出部队没有形成保密习惯，现在要进行教育：“过去在解放区，洋人、帝国主义的间谍很不容易进来，结果，有的同志保密习惯很差，所以现在要进行教育。”对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保密教育的同时，邓小平提出要严厉惩罚经教育后仍然泄密的机关工作人员，而且惩罚比触犯其他任何法律都要严厉，因为“严格说起来，泄密不管自觉不自觉，都等于叛国行为”。

其次，邓小平要求保密工作实现法律化和制度化。邓小平指出：“保密问题必须成为国家一个重要的法律。”并指示西南局秘书处制定了《西南区保密工作条例》。《西南区保密工作条例》分六章三十五条，涵盖保密工作的组织、任务、制度、会议、奖惩等方面，重点是保密制度，占据条例内容的绝大部分。保密工作条例的出台，极大实现了西南保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稳定化。

对于制度建设的重视，也一直是邓小平保密工作的重点，具有连贯性。中国改革开放后，他仍然高度重视保密制度章程的必要性，于1979年11月2日针对当时泄密严重的情况指出：“过去规定，机密文件不能出办公室，保密员带文件出差要两个人同行，不能一个人出去。现在却有人把机密文件随便放在自己皮包里，随便带到什么地方去，文件个人保管，喜欢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这样不行。应该有章程嘛。”这能看出邓小平在西南局时期保密思想的深远影响。

在邓小平的指示和关心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于1988年9月5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这部法律于2010年4月29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获得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