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于2015年7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万里同志一生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93年3月，他从领导岗位离休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且积极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为纪念万里同志，在中央党史出版社大力支持下，本刊从其新近出版的由张广友、丁龙嘉同志撰写的关于万里同志离休生活的传记中摘取片段，略做编辑后刊载，以飨读者。本文讲述了万里同志退休后的生活，反映了万里同志作为我党杰出的政治家、革命家所具有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

1993年3月31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当大会执行主席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当选本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时，会场响起热烈掌声。与此同时，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在庄严的国徽下，同新当选的委员长乔石愉快地拥抱。至此，万里这位从政近六十年的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走下政坛，开始他离休后的生活。

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

虽然万里已经年逾古稀，但离休对一个立志为革命奋斗终生的老革命家来说，毕竟是人生经历的一个重大转折，他的思想很不平静，思前想后，百感交集，写下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

退休不发愁，

桥牌加网球，

一批好朋友，

国泰民安久，

晚年乐悠悠。

这首诗，国内很少有人知道，万里也根本没想要发表，可是不知怎么不胫而走了。不久，中国新闻社在一篇反映万里离休生活的报道中，透露了这首诗，一时在海外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一家杂志就这首诗发表评论说：“万里树立了真正能上能下的典范……”

万里同志离休后，就不只一次地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我来说，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就是对现任领导有力的支持。因此，他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此后，他严格遵守自己规定的这“三不主义”，过着普通干部的离休生活。

1993年9月万里刚退下来不久，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组委会请他出席，一如既往地送去了主席台上的票和请柬，他没有出席。电视、广播和报纸报道中没有他，很多人感到很奇怪，作出种种猜测，有的以为他身体不舒服或是病了。其实什么事都没有，那天他和一些朋友去北京郊区平谷县山区农村参观了。

此后不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举行首发式，与此有关的中央领导人大部分出席了。按说万里应该出席这个会，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又没见到他。

1993年12月26日，首都举行隆重集会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万里也没出席。

1994年新年期间，万里与人谈起此事，他说：有些活动领导应当参加，特别是有关领导更应当或是必须参加，但那主要是指在位的领导，而不是不在位的领导。当然有些活动不在位的领导也可以参加，但不能反过来说没参加就是有什么不同看法，更不能说这是不“捧场”、不支持。对领导者来说，组织活动要实事求是，尽可能地少搞或不搞形式主义；对参加者来说，目的要明确，不要为了露面而露面。

万里说，我下来之后，现任领导对我很尊重，有些重大活动，还一如既往地请我去参加，还没有忘记我。但我毕竟已经退出领导岗位了，现在已经不是领导了，而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普通群众，应当有这种自知之明，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对待自己。

万里处理这方面问题的原则是：不该过问的事，不问；不该管的事，不管；更不要惹是生非。1994年春天，他在香山同一位朋友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认为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这就是对新领导班子的最好支持。万里说，尽管他们对我都还很尊重，许多重要活动都还请我去参加，但我考虑再三，基本上都没去。我认为不去比去好。去了坐在哪里?

讲不讲话?讲什么话?许多情况不了解，讲了人家听不听?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去了也不见得起到多大作用，与其如此，能不参加的就不参加，能不出席的就不出席。当然，“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并不是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有些事情，领导找我征求意见，了解情况，我还是坦诚相见，讲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但这些也只能是供参考而已。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见，该说的时候，我想我还会说的。”

1994年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5周年大庆，北京准备举办大型焰火晚会，请他去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他又不去。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孩子们着急了，万里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他说看焰火不一定到天安门城楼上，咱们找个地方看。10月1日那天晚上，他带着亲友到大会堂三楼东北角的西藏厅去观看焰火。万里说，这不是照样看得很清楚嘛!第二天电台、电视台和各大报都发表了一连串参加晚会人员名单，又没见到万里。万里说，我们是来看焰火的，不是来露面的。

读书看报运动，心系天下事

万里退出政坛后，在生活上并没有感到枯燥。

他的生活基本规律是：每天中午饭后要睡上一觉，起来之后(一般是3点钟)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周打三四次桥牌，两次网球。万里的桥牌水平是比较高的，牌友也比较多，既有老的，也有年轻的。万里说他下来之后，什么领导职务也不干了，唯独桥牌协会名誉会长他还愿意当。一日三餐，比较素淡，有时喝点啤酒。他在饮食上不挑剔，比较喜欢吃狗肉，时而吃上一次。

晚饭后，看电视是必修课，除了新闻，他比较喜欢京戏。

万里每天仍在坚持多年形成的习惯，首先是阅读当天送来的各种报刊和大量的内部刊物，以及中央文件。他说，这是他的主要信息来源，过去在位时工作忙，拿不出更多时间读这些；现在时间充裕了，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也就多了。万里的听力不好，但视力很好，看东西不戴眼镜，有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的记忆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依然不减当年。他说，我现在下去的时间少了，接触实际少了，我的主要信息来源：一是国内报刊的公开报道；二是港台海外报刊；三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大量内部参考材料；四是中央和一些部门的文件；五是同一些领导和朋友交谈中了解的情况。

万里对内参特别重视，一直把它作为了解实际、克服官僚主义的一条重要渠道。

1978年有一次，万里在谈宣传报道时说：“我真羡慕你们这些记者，哪里都可以去，只要深入下去，就能够听到看到真实情况。我们这些当官的要想知道真实情况很不容易。我们一下去，地、区、县、公社、直到村队，都有人陪同，一大群人簇拥着你，真正的老百姓到不了跟前，听到的都是那些‘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有时连开个座谈会，谁参加，谁讲什么内容，都给你准备好了，还拿着稿子念，这能听到多少真实情况。你们记者不同，能够看到听到许多我们看不到听不到的真实情况。我曾经和你们安徽分社记者说过(当时万里任省委第一书记)：我希望你们如实反映情况，不仅要讲好的一面，也要讲问题的一面，报喜也要报忧。省委欢迎各级干部和群众对领导进行批评，希望广大干部、群众能够监督我们省委领导。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听或者听不到群众批评怎么行呢?”

万里对每天国内报纸和新华社出版的《参考资料》，一般是浏览一遍，然后选择重点文章仔细阅读。他比较重视报上经济理论方面的文章和一些典型报道，以及反映工农业生产情况和问题的报道。尽管有些理论文章很专，他都能耐心地看下来，并且经常在同朋友交谈中谈一些看法。

看报读书之外，会客和同朋友聊天都安排在上午九、十点钟以后，一般都是一个小时左右。经常来看他的，有的是现任的中央和省里的领导人，有的是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包括球友、牌友，过去一起工作过的老战友、老朋友、作家、记者，以及他所熟悉的基层干部和工人农民)。他特别关心农村工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凡是从农村来看望他的干部和农民，他都热情欢迎，亲切接待。

1994年5月上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阎宏昌(原生产队副队长，搞大包干带头人)代表小岗村农民来北京看望万里。秘书问万里，安排在什么时间。万里说，尽量提前安排，明天上午就来。

小岗是原安徽省以讨饭闻名的凤阳县最穷困的一个生产队，凤阳是万里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安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个点。1978年冬天，这个队从“大包干”开始，偷偷地搞了“包产到户”。从此“包产到户”这种生产责任制，不仅在小岗扎下了根，而且迅速传向江淮大地，传向神州大地。为此，小岗农民十分感激万里。1993年，他们听说万里离休了，一再捎信给万里说：小岗生产生活面貌改变了，小岗农民想念您，希望您有时间再来小岗看看。“但由于种种原因，万里一直没有去。1994年春天，阎宏昌来北京，代表小岗农民去看望万里。

5月9日上午，阎宏昌看到万里时，紧紧地握住万里的手说：“小岗农民都很想念您，我受小岗农民委托，来看望您!您支持我们搞包产到户，现在大家都吃饱饭了，过上好日子了，从心底里感谢您，都很想念您哪!”

在交谈中，万里向阎宏昌详细询问了小岗的生产情况和人民吃、穿、住的生活改善情况，当问到现在文盲还多不多，儿童是否都上学了?他说：“一是要注意人才的培养，抓好教育才有出路。今后生产能否上得去，经济能否发展，说到底取决于人的素质。”万里又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嘛。要发展工业，办好乡镇企业。”万里还为他们指点方法说：“你们可以和上海等发达地区建立关系，有组织地派人到那里打工，签个两三年合同。这样既能致富，又学了技术，人才也培养出来了。”

万里问这问那，与来人亲切交谈了近两个小时，告别时万里亲自送到门外。

万里很愿意同他熟悉的一些基层干部和工人接触交谈，他们一般是敢于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的。他还经常同一些经济理论专家交谈，也经常同一些过去在一块工作的老同事、老朋友回忆往事，促膝谈心。万里的离休生活丰富多彩。

关注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

万里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的15年间，不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当他退出政坛之后，依然密切关注着这两个方面的建设。

1993年4月15日，中国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禹作敏被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刑事拘留。这一事件发生后，中央和地方的报纸没有立即进行详细报道，而香港的报纸则作了大量报道和深刻分析。

同年8月27日，经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禹作敏因犯窝藏罪、妨碍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留罪、非法管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这一事件发生5天后的4月20日，万里同经济日报社和法制日报社的有关负责人进行了谈话。他站在建设市场经济、建设民主与法制的高度，站在实现现代化的高度，剖析这一事件，并总结出了十分珍贵的教训。

万里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振兴的必由之路。他认为，“搞得快，振兴得就快；搞得慢，振兴得就慢；不搞，就没有希望。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问题上，小平同志起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发展市场经济阻力较大，来自各个方面，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到人的素质，都还不大适应。”他希望：“报纸的宣传报道，应该走在前面，多起引导作用。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批评、建议，对好的经验要及时宣传推广，促进上层建筑的改革。”

万里认为，大邱庄事件有着典型的意义。他说：“对大邱庄禹作敏违法犯罪的事件，香港报纸作了大量报道，有的报道对问题分析得很深刻。比如4月18日《参考消息》上转载的港刊文章《大邱庄命案与法制建设》认为‘改革开放倘若没有法制作规范，只能变成乌烟瘴气的物欲横流，整个社会将有糜烂和崩溃之虞。’‘这桩人命案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向中国当局和人民大众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十分严肃的问题，这就是在改革开放之中如何建立和健全法制。否则，中国的秩序迟早会大乱，改革开放事业也将被彻底毁掉。’大邱庄事件的典型意义就在这里。”

万里认为，大邱庄禹作敏事件说明了一个大问题，即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如果民主、法制建设不赶快跟上，改革开放成果就有被毁掉的危险，社会主义也站不住；中国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和法制，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国家。他说：“现代化国家的标志不单纯是经济富裕，比如有些国家很有钱，但搞封建专制，他们不能算现代化国家。在中国有些地方，正因为缺乏民主和法制，禹作敏这样的人物才能那样有恃无恐、胡作非为，这是一种典型。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在社会上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现象泛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反映，这给社会主义造成严重危害。乡镇企业的发展，如果没有民主和法制，就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邪路。”

万里建议，对大邱庄禹作敏事件应进行深入的、系统的、连续的报道，使全党、全国人民从中受到深刻的民主与法制教育，千万不要放弃这个“宝贵财富”。他说：“报道它，是为了把这个事件作为意识形态的、法制的重要问题提出来，使全党、全国人民懂得，我们必须加快进入法制社会，市场经济只有在法制条件下才能建立和完善。要用法制来保证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增强全党全民的法制观念，使现代化思想在全国人民中间大大前进一步。”

万里最后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要进入一个具有高度法制的社会，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现在，有法不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相当普遍。中国的封建残余太多，所以要宣传法制，批判违法行为，树立法制搞得好的典型。”

“没有高度的民主与法制，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除了经济发展以外，必须有法制。光有政策不行，要有法律，要把党的政策进一步形成为法律。要充分理解和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篇大文章，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我们在经济建设中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搞市场经济不行。搞市场经济，必须保证生产者、经营者能够自主，就是要有自由，就要发展民主，而这种自由与民主又要靠社会主义法制来规范和保证。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

万里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思想观点，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同年的7月8日，万里与中国外向型经济研究会负责人吴象专门交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重要问题。

万里一开始阐述了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他说：“我国的改革实际上一开始就是市场取向的。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无非是使农民变成了相对独立的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但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提出要搞市场经济，只是当改革一步一步深入的时候，改革的思路才逐步变得明晰，改革的方向才逐步变得明确。人的正确认识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来的，归根到底是从实践中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改革的不断深化，没有开放的不断扩大，没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就不可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不断解放思想、冲破阻力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

万里对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我认为，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振兴的必由之路。搞得快，振兴就快；搞得慢，振兴就慢；如果不搞，中国就没有希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它对中国社会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万里接着阐述了从何处着手做好市场经济这篇大文章。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继续转变人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而转变思想观念不能只讲大道理，要有具体内容，特别重要的是以下三点：

“第一，坚持‘三有利’原则，也就是坚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这是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生产力标准的新发展。‘三有利’把生产力标准同国家观念、群众观念结合在一起，成为完整、统一的判断是非的标准。”

“第二，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我们党吃‘左’的苦头太多太深。建国以来的历史证明，一出现‘左’的思想和做法，经济就下降。因此，不反‘左’就不可能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大发展，就不可能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左’一定要旗帜鲜明。但长期以来总以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方向问题，总以为‘左’比‘右’好。这次小平同志指出‘左’的危害并不比右小。这对建立新经济体制有深远意义。”

“第三，要自觉地吸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益的经验。改革与开放是密切联系、互相促进的。过去把资本主义看成瘟疫，非常可怕，甚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改革开放后态度有所改变，但还缺乏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的那种胸襟和气魄，只引进设备、学习技术，对管理经验、管理制度就不敢学、不敢用，至于思想观念方面先进的东西就更不敢碰了。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争取复关，许多事不按国际惯例就办不通，因此必须更加开放，进一步向发达国家学习。当然，我不是提倡盲目学习，更反对崇洋媚外。我是说有选择地学，拿来为我所用，择其善者而从之。”

万里对市场体系的培育还非常关注。他指出，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市场越发达，市场经济就越发展，这就需要培育市场体系。怎样培育市场体系？他说：“建立市场体系，不仅要进一步培育产品市场，更重要的是要把生产要素市场尽快培育起来，使资金、土地、劳力、技术、信息这些生产要素都有价格，都能流动，都能竞争，打破垄断，向社会开放。这样才能保证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比较充分地发挥基础性作用，从根本上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国家的宏观调控才能找到合理的目标和手段。”

万里对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他说：“近年来，虽有不少农村劳力转向第二、第三产业，流向沿海发达地区，但带有自发性，他们遇到的困难很大。从全国来看，民工潮起落不定，缺乏有序的、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政府还没有进行更多的帮助和适当引导。”他指出：“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劳动力市场管理问题，而且有可能成为推动内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它既可为内地积累一笔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又可为内地培养出大批适应市场经济的劳动者乃至企业家。苏南为什么发展快，还不是得益于上海等城市扩散的有经验的劳动力。”

万里对法制建设薄弱特别忧虑。他指出：“很多人都承认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但中国的传统是人治，不是法治，法制观念和法律基础非常薄弱。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政策指导，更需要通过立法加以保障。”

他对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负面作用十分着急，提出了及早结束双轨制的办法：“目前正是新旧体制并存、交替时期，这种双轨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种种矛盾、磨擦和痛苦，加剧腐败及其他消极的社会现象。两种价格、两种机会、收入差距，引起人们心理上的不平衡，诱惑着人们追逐非法的高额利润，而法制不健全又会给这些追逐者留下相当大的空隙。近一时期腐败现象加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加快经济立法，及早结束双轨制，加快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确实是当务之急。”

他对农民企业家，既给以鼓励，也给以忠告。他说：“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他们是亿万农民在价值规律海洋中学会游泳的先行者、优胜者，对市场经济的发展立了功，应该受到鼓励，受到尊重。但是，农民企业家刚刚从小农经济中走出来，不可能完全摆脱小农经济思想，他们的头脑里还存在着很多封建意识，缺乏现代社会的法律意识。因此，健全市场经济体系，健全法制，也是对农民尤其是农民企业家的一次深刻教育和改造，使他们能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锻炼成长。当然，也有个别人跟不上发展的要求，有一点成绩就专横跋扈，胡作非为，实际上成为封建的‘土皇帝’。大邱庄禹作敏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个别事件，而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社会现象。应当抓住这个典型，透过这种现象，进行深入、广泛的教育，使千百万农民企业家更健康地成长起来，为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改革家的万里，他始终思考着关乎中国人民命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将三农问题始终放在心上

万里虽然离开了领导工作岗位，但他一直牵挂着农业、农村、农民问题。1993年4月和8月，他先后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就农业问题多次谈话。

万里提出，对三农问题有必要进行再认识。他认为再认识的视角应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确实有进一步再认识的必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句老话。我国11亿多人口，有近9亿是农民，农村经济发展得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顺利，反之就会遇到困难以至大困难。道理简单，人人明白。但是，如果仅仅从这方面去理解农业的基础地位就很不够了。十多年来，农村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城乡分割局面已经打破，乡镇企业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因此，决不能就农业谈农业，而必须考虑整个农村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的问题。

这里，万里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城乡统筹发展的思想。

他进一步说，对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不能依赖进口，否则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农村这一大块稳定不了，整个社会也无法稳定，中国就没有希望。因此，任何时候不能放松粮食生产，必须保证农业特别是粮食持续、稳定地增产，稳定农村和农民。当前的问题在于农民种粮吃亏，增产不能增收，积极性受挫，尽管近来采取不少措施对此加以补救，还不能说问题已经解决了。我觉得这里也有个再认识的问题。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两方面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关注城市，忽略农村。农民散居农村，尽管人数众多，但意见很难集中起来，反映上来，引起重视。改革以来，这种观念已有所改变，但其影响并未完全消除。比如，对待乡镇企业的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销售问题，民工潮问题等等，有时仍然就事论事，未能从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全局通盘考虑。从指导思想上说，应树立和加强城乡一体、工业农业协调发展的观念，时刻注意保护农业和农民的利益，从政策上、宏观调控上，来保证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万里提出，要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指导农业发展。他说，党的十四大确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就得用市场经济的规律来指导农业的发展。是否注重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来指导生产和经营，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搞市场经济，需要加强宏观调控。许多国家都通过宏观调控，保护农民的利益。有些发达国家制订了对农业生产给予高额补贴和优惠的政策。我们国家也要采取强有力的调控措施，如建立粮食储备金制度，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保护价，缩小“剪刀差”，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减轻农民负担等等，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保护农民的利益。不这样做，中国农业就没有希望。

万里提出，要通过健全法制来保障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要完善发展农村改革成功的制度和方法。

他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农村改革，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保护农民利益，必须有法律的保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普遍实行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有在法律上作出规定。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已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列入宪法，农村改革的这一主要成果有了法律保障。这对于稳定农民思想，发展农村经济，有重大意义。目前，应当抓紧制定农业基本法和有关法规，对一些重要问题，如农业地位、完善联产承包制、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利益、农业投入比例、民主管理等，作出明确规定，做到有法可依。当然，有了法还得坚决执行。

他指出，要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承包时，国家曾宣布耕地使用权10到15年不变，现在应当明确规定，延长使用期。延长的时间越长越好，至少再延长30年不变。要允许自愿、有偿转让，开发性的承包地还允许继承。要鼓励、支持和保护各类专业户，特别是要重点扶持种粮专业大户。种粮专业户必须适度规模经营，规模经营与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矛盾，两者都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要继续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特别是要大力扶持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不光是从资金上给予扶持，更重要的是从人才、交通、信息方面加以帮助。

他特别指出，小城镇是农村经济、文化、教育、信息的中心，是农民进入第二、第三产业的主要阵地。发展乡镇企业要同建设小城镇相结合。对小城镇建设再不抓紧，就要犯历史性错误。应当赶快把它列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议程，从规划、设计、集资和改革户口制度等方面，定出办法，解决问题。

他语重心长地说，前段的农村改革多方面进行了反“左”，取得了成功。今后要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主要是继续防“左”，同时也要警惕右。深化农村改革，需要自上而下的总体规划，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创造，尊重群众的实践和首创精神，要善于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万里最后提出，要充分发挥县的作用，改善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他说，县是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也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部。充分发挥县级机构的作用，历来就是做好农村工作的重要环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组织亿万农民奔小康的新形势下，更成为做好农村工作的关键。我们要继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在搞好第一产业的同时，组织农村大批剩余劳力转向第二、第三产业；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搞好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服务；要实行贸工农一体化、农科教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等等，所有这些极为重要的工作，依靠一个村一个乡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由县级机构通盘考虑，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付诸实施。

他说，现在县与县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百强”县搞得很好，已经富裕起来，而有些县穷得连工资都发不出。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县级领导班子的强弱，往往是个关键。必须下决心配好县委、县政府的领导班子，搞好思想作风建设，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假、大、空”，改善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万里对1982年至1986年五年间，中央每年召开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根据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新的决定，发一个“1号文件”的做法，给以充分肯定。他说，深化改革，解决农村存在的问题，涉及一些部门和个人的既得利益，没有权威的决定，不抓紧检查，就难以奏效。他赞成坚持前几年一些好的做法，每年开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央作出决定，督促各地各部门坚决执行。

由此可见，万里所关注的三农问题，都直接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

起步于给中国亿万农民带来“民主和实惠”的农村初期改革以及万里同志当年在安徽大力推进农村改革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