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至2011 年底，外交部派我到中国常驻联合国机构工作，负责人权、发展等领域工作，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大量有关人权、平等、妇女权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国际谈判和规则制定。期间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2007 年联合国通过《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承认土著人民的土地权利，明确规定在土著人的土地上进行商业活动要事先征求土著人意见，取得他们的同意，并与土著人分享收益。当时，绝大多数国家都投了赞成票，包括中国。宣言获得顺利通过。此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接连有多个拉美国家的土著人组织向联合国告中国公司的状，说中国公司在当地开采矿山时未经土著人许可，也未对土著人进行补偿。我们的公司觉得很冤，因为开采矿山已经得到当地政府同意，而且有合同，为什么还要得到土著人的同意？这次事件使我深受触动。联合国通过的宣言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 但它是重要的全球契约原则，各国及各国的企业都需要遵守。我的工作经历使我感到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来看，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探讨一个话题：《社会契约论》与新常态下中国的走出去战略。

《社会契约论》讲什么

《社会契约论》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最卓越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西方著名思想家卢梭的著作。这本书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探讨人的本质、国家结构和治理体制，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纲领，它是西方国体、政体和法律制度的基石。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及两国宪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继承和体现了卢梭的理论和政治思想。特别是书中阐述了资产阶级的人权观、主权观和法律观，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契约原则。这本书的生命力在于它仍然是当今西方价值观和民主政体的思想源泉。

一是关于人权。“天赋人权”是本书的第一原理，卢梭提出了“自由”、“平等”的重要人权思想，挑战神权思想。卢梭首先提出了社会契约的概念。所谓社会契约， 讲的是人民出于保卫自己自由这种目的而缔结的公约，形成契约社会，这种契约社会的国体是共和国。契约形成的法律和政府不能侵犯个人的自由权利。卢提出社会契约的目的是构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这一制度以维护个人自由和平等为目标。这构成了西方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基础。二是关于主权。卢梭提出主权在民的思想。政府不能凌架于人民之上，不能侵犯个人的自由权利。不滥用权力，就是平等，对公权力的约束是平等的体现。三是关于法律。卢梭提出了立法的最高目标，立法权力是属于并且只能属于人民。法律是人民主权的体现。他认为只有真正依法而治的政体才可以称为共和政体，才是符合社会契构的。此外，卢梭承认政府形式必须与各国的国情相适应， 承认制度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卢梭承认各国的制度是应由各国情况决定的，没有适应一切社会的单一制度。这些都有进步意义。

该书的现实意义

我们都知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立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将我国的对外开放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出去既面临新机遇，也面临更大的挑战。如何实施新常态下的走出去战略？如何克服走出去面临的制度和体制差异？如何通过走出去全面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这些都是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思考的重要课题。

《社会契约论》对我们了解他国的政治制度和思维方式，树立契约意识，学会用西方的游戏规则为我所用， 防范和规避风险，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话语权都有一定启示作用。归纳起来，我觉得主要有以下三点启示。

一是善用民间力量，打牢民意基础

卢梭的人权思想对西方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对非洲和拉美国家影响深远。当前，国外代表民权民意的民间社会不断壮大，成为国际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重大的国际场合与政府平起平坐，在联合国也有一席之地。西方国家在政治渗透、经济干预、人道援助等方面大力借助非政府组织，并提借大量资金支持。西方外交的特点是官方外交，民间先行，很多倡议主张由民间社会打头阵。他们也正是利用民间社会对中国走出去战略进行抹黑和破坏，使我们在外的形象受损。形象就是软实力，软实力是更大的影响力，中国能否真正站在世界舞台中央靠的是硬实力，更靠软实力。很遗憾的是，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硬实力已得到极大提升，但软实力却是短板。中国对外援助已大幅增加，但援助的民间影响却未随之提高。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对华的好感度未见明显上升，在一些地方靠吃老本，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赤字。在非洲，“中国制造”竟成了一些劣质商品的代名词。民意已成为许多走出去项目能否成功的软约束。未来，民心向背关系到我们走出去的成败，是我们走出去过程中必须下大力气投入和争取的战略资源。

这里我们要重点关注三个小问题，首先，要维护好中国人的形象。要了解民意，尊重人权，履行企业责任。习总书记在访问非洲期间提出的正确义利观，针对的就是一些人见利忘义的问题。每个走出去的中国人都是中国的形象大使，尤其是领导干部在做决策时，应从战略和大局的高度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平衡好义与利的关系， 要算大账、算战略账、算长远账。关注民意是走出去必须具备的政治眼光。其次，要引导和赢得民意。没有民意支持的合作是无本之木。对民间的投入不能靠一朝一夕，要靠长期投入，特别是地方交往、企业投资、文化学术交流和其他民间往来。我们要增强公共外交意识， 学会与非政府组织打交道，善于争取和培育支持自己的民意。第三，增加中国价值观认同感，树立中国人的品牌。我们的维和部队和在非医疗队都是中国的名片，在国际上广受好评。潘基文秘书长每次访问中国都高度赞扬中国维和部队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中国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些理应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价值观，每个走出去的中国人都应成为中国优良传统的代言人。只有中国价值观的认同感、影响力、感召力上升了，中国的软实力才能上去。 

二是尊重法律，用好法律武器

卢梭提出的法治原则在西方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深入人心，是现代国家治理和规范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既使在许多比我们穷的非洲国家，老百姓都知道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在非洲的一家中国建筑企业，一天收到了150 张传票，原因是这家企业没有按法律程序解雇工人，被工人告上了法庭。因此，法律是硬约束。了解他国的政治法律制度，遵法守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是走出去的必备能力。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对外交往重感情，以为感情到了一切都好办， 但外国人往往将两者分得很开，而且法律至上。我们这方面吃了很多亏，用法律维权的意识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尤其是在出现分歧和争议时，讲理对方可以不听， 但讲法对方不得不听。所以我们要善于用法律思维看待和处理问题。

当前，中国的产能和装备大踏步走出去，有人觉得国内环境承载力差了，环保措施严了，我们的企业可以到国外去排放。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很多国家虽然比中国穷，但民众的人权和环保意识比中国人强很多。我们拿出来开展国际合作的产能应该是先进、绿色和低碳的，既使是排放也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依法而行。虽然减排措施会增加成本，但从本质上说是保护投资者自身利益。否则很容易酿成群体性事件。到时候砸的不是一个企业的牌子，而是中国人的牌子， 造成的是国际影响，损害的是我们的国际市场，多少年都无法挽回。因此，每一个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人，都要有社会责任感和法律意识。 

三是增强契约意识，彰显国际担当

契约精神作为西方文明主流精神，对理解西方文明和西方国体政体有重要意义，也是构建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基础。我们应从个人、企业和国家交往三个层面来理解和遵守契约精神。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和日益融入国际体系，契约精神应成为更多企业的国际担当。

当前，契约精神已催生了“全球契约”组织。2000年， 联合国成立了“全球契约”这一面向各国私营机构的国际组织，将契约精神扩大至全球的私营部门，制定了私营部门应自愿并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中国有300 多家大公司加入，他们自觉遵守全球契约在劳工、人权、环境保护、反腐败等领域确定的十大原则。这对树立中国企业形象，影响国际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公司的软实力和拓展国际发展空间都将提供助力。在“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的今天，契约精神应成为所有走国际化、全球化道路大公司的企业精神。

同时，我们应有敏锐视角和国际洞察力。当前， 新的国际规范和契约原则成为国际较量的新高地。国企中立原则、采掘业透明度原则、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等新的契约原则或国际规范正在形成或已通过，涉及市场竞争、环境保护、投资约束、人权保护等内容， 成为影响走出去新的游戏规则。古人说“善奕者谋势， 不善奕者谋子”。我们在对外交往时一定要保持国际视野，体现符合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和国际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各级地方政府、私营、民间和学术机构的共同参与。下一个三十年，也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之际，中国能否真正屹立于世界舞台的中央，考验的是我们的天下观、义利观和合作观。因此，我们要树立民间意识、法律意识和契约意识。

（作者为中央党校中青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