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我国一些著名抗战纪念地的史料馆或纪念馆中，陈列着一张合影照片，这张珍贵历史照片中的主人公有共产党、国民党、民营以及华侨界的新闻人士、记者和相关领导，集中体现了当年国共第二次合作背景下中国新闻界空前的团结抗日精神。人称记者是“无冕之王”，政治家更是深知“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要靠这两杆子”，新闻宣传的重要作用如同萧克将军的生动比喻：“以笔为剑，当得三千毛瑟枪！”近日，新闻界老前辈陆诒同志之子陆良年先生应老朋友范苏苏（范长江之子）和黄坚（黄薇之子）邀约，撰文讲述了这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以见证国共两党和全民族浴血抗日的史实和热血激情。我们发表于此，以纪念新闻界的老前辈，让更多读者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
我的父亲陆诒，是《新华日报》特派记者，1938年2月至5月被派往第五战区采访战地新闻。那一年的五月下旬，他从徐州突围回到报社，向报社的领导博古同志汇报了突围经过。博古同志说：“徐州失守，大家都为你担心。两天前，遇到范长江同志，他说你们是分道随军突围的，他也为你焦急。现在你安然回来了，真叫人高兴！这次报社应该请一次客，慰劳慰劳，提高情绪。”
这是一次不平凡的“请客”。1938年5月27日，《新华日报》社在汉口普海春西菜社，举行盛大宴会，不仅请我父亲，而且还请了从徐州突围归来的各报战地记者，也邀请了国民党中央社、《扫荡报》、《武汉日报》和《大公报》的负责人参加。作为东道主，《新华日报》社的董事会成员以及编委成员都出席了这次招待会。
我父亲陆诒在1985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战地萍踪》一书中，专门以“《新华日报》慰问战地记者”为题，追述了这一次不平凡的“请客”。当然，在这本书的首页，首次向外界展示了“新华日报社欢迎战地记者”的这张照片。
为了了解更多的史实，我到上海图书馆翻阅了已非常陈旧破损的《新华日报》1938年上半年的合订本。在这一期的5月28日第二版、第三版上找到了当年题为“本报昨招待战地记者誌盛”的本报特讯。这篇特讯详实报道了这次招待会的详情。
报道文章开门见山地道出了这次招待会的目的，是“籍表欢迎慰劳之意”。并且报道了出席这次招待会人员：“新加坡《星中日报》胡守愚先生、黄薇女士、暹罗《华侨日报》蔡学余先生、华侨记者纪志文先生、《大公报》长江及高元礼先生、《扫荡报》张剑心先生、《武汉日报》周海萍先生、《时事新报》宗祺仁先生，新从上海来汉的胡愈之先生、《救亡日报》陈北欧先生、《中央社》石家驹先生、《全民社》勾适生先生、《良友社》俞创硕先生、《中国摄影社》马伯超先生、《新生画报》顾廷鹏先生，此外有黄霈先生及中共领导人陈绍禹（王明）、博古、凯丰、吴玉章四先生，本报有潘梓年、吴克坚、陆诒、章汉夫、吴敏、张启程、徐迈进等先生出席。”共计二十九人参加招待会。
他们围坐在一张长条形的餐桌上，济济一堂。首先由《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这次招待会的主席，致欢迎词。接着由《新华日报》编委领导人吴克坚代表报社致慰问词。他不仅表示了对于徐州突围时，对于本报特派记者陆诒的安全担心，还为其均有许多进步，这固然是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同时各报记者把前方情形忠实地报道给后方，把后方民众的救亡工作传达到前方。鼓励了前后方军民抗战的热情，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各位尽了很大的努力，诸君在前方看见许多的实际问题，当不限报纸上所发表的，如我军抗战许多英勇事迹，如民众的动员和组织不够深入，军民关系还不够密切，民众疾苦，还有许多没有解决，粮食运输问题还有种种困难。所有这些问题，都希望诸君写些报告发表出来，这不仅是国人的希望，而且对于地方行政当局也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最后，此次诸君在前方的工作中表现得空前团结。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这种互助团结的精神，不仅是新闻事业取得胜利的保障，而且是民族解放胜利的保障。现在我举杯庆祝诸君的健康和新的胜利。”这段热情洋溢的发言，引起大家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是这次慰问对象——战地记者们的发言。
首先由华侨报纸《星中日报》记者胡守愚先生发言。他谈了三点前线归来的感想，也就是三“不”，一是动员民众工作不够，二是谍报工作不够，三是前线给养不够。希望大家从徐州战役中吸取教训，竭力改进。
《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发言中讲到，过去各个报社只是对他们自己派出的记者进行慰问，没有一个报馆会对我们全体进行慰劳的。“今天《新华日报》不仅慰劳他们的记者陆诒先生，而且慰劳我们大家，使我们非常兴奋和感谢。今天下午青年记者学会对于我们全体进行慰劳，都是以前所没有的，新闻界由狭隘的活动变成广泛的职业的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还报告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第五战区成立分会的事迹。表扬了华侨记者在战地的出色表现。特别是华侨女记者黄薇，当徐州危急的时候她不顾个人安危，想留在徐州继续采访战地新闻。同时，他还希望当局能够帮助战地记者解决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困难，以便使战地新闻工作做得更好。
作为胡守愚的同事，女记者黄薇也报告了她跟军队离开徐州市，从士兵的谈话中所觉察到的几点：一、一般士兵都很了解保国卫民的责任，二、民众缺乏组织，对民众的宣传也不够，以致军民关系还不够好，三、人民生活太苦。现在虽不能彻底改善人民生活，但人民生活问题非加以注意不可，我们要教育和组织民众，使他们明了国民的责任，不致为敌人所利用。
我的父亲，《新华日报》特派记者陆诒，在发言中追忆，当时在徐州采访战地新闻的记者，曾达到五十多人，有个军事长官曾开玩笑对他说，你们新闻记者可以编成一个排，去守一座碉堡了。这群来自不同报社的记者，虽然人数这么多，但都非常团结。他在工作中得到了《大公报》《扫荡报》《武汉日报》《时事新报》《学报》以及华侨记者团的帮助。所以非常感激他们。在徐州突围的过程中得到军队的帮助。“在行军的时候，他们总让我们走在部队的中间，当我们走得疲倦时，他们还把马给我们骑，因此我想应当随时随地安慰他们，要把报纸迅速带到前方。前方弟兄们是很辛苦的，他们只有一双鞋，有许多是赤足的，我们后方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们，要随时帮助他们。”他在发言中呼吁。
胡愈之来自沦陷区上海的“孤岛”，也是一位“战地”记者。他向大家介绍了在上海沦陷区抗日爱国新闻工作者的境况。“自从我国军队从上海撤退以后，各大报纸因不愿受日方检查而自动停刊的颇多，继续出版的受检查的洋商报却销路很好，《大美报》《华美报》两报的销路从二万份增到四五万份。可是他们为维持中立态度，没有评论和副刊，不能满足上海市民的要求。不久出来《文汇报》有很痛快的评论，因此销路很好，一跃而成第一位。跟着又有《导报》及《文汇报》两家洋商的出版，都有评论和副刊，《大美报》《华美报》为竞争起见，也都刊载了评论。这些评论，听说都由几个优秀的青年记者撰写。所以现在的新闻界可以说真正统一起来。
有张汉奸报叫《新申报》，虽然广告贴得很多，但谁都找不到《新申报》的馆址，买不到《新申报》。开始的时候，有该报的报贩在街上叫卖，被其他报贩打死了，因此无人敢叫卖《新申报》。现在它只雇佣流氓把报纸夹在洋商报纸里，偷偷地分送各商店。可见汉奸的言论，害怕公开发卖，所以上海的新闻事业，只要努力，还是可以进行，希望大家予以帮助。”
出席招待会的每一位，都被这些在沦陷区坚持抗日爱国新闻工作的同业们的事迹所感动，胡愈之发言结束时，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
《扫荡报》的战地记者张剑心，在第五战区工作了四个月，他有三点感想：“第一、我们的军事在战略战术上，有很大的进步，但政治上的进步不够；第二、军民合作不够；第三、那里的动员委员会的工作，还有许多不切实际，这是有待舆论上不断鼓吹的。”
《武汉日报》的战地记者周海萍，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时就到了第五战区。对于第五战区的情况非常熟悉。他追述，他在前线见到了死守卢沟桥的吉星文将军。他说：“他的英勇奋发的精神，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在工作中，有时异常疲倦，有时饿着肚子，但我们的精神是饱满的。”
《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长陈绍禹（王明）最后作了发言。这次招待会延续到下午三点钟，而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也要在下午三点在同一地点举行会议，慰劳从前线归来的会友们。
在《新华日报》招待会结束之前，全体参会人员拍了张合影。于是，就有了上述这张历史性照片。根据我父亲回忆，合影前排定各人的位置时，报社领导同志要各报战地记者端坐在前排，而自己站在第二排和第三排，体现了领导同志对战地记者的重视和尊敬，也体现了当时领导和群众亲密无间的关系。
这次不平凡的“请客”之后，在武汉的各个报社都仿效《新华日报》的做法，纷纷召开战地记者慰劳会。不仅请自己报社的记者，而且还请其他报社的记者参加。使各家报社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更体现了当时武汉新闻界的团结抗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