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的名字早已是家喻户晓。但同样一个闪烁着光辉的名字——李大钊老师、辛亥先烈白毓昆，却少为人知。

文才出众的少年郎

白毓昆（1868 ~ 1912年），字雅雨，江苏南通人，祖籍原在河北省。明末清军大举南侵，白氏先祖辗转南下，定居南通。白毓昆天资聪慧，幼时即受到祖父的严格督教。祖父熟悉历史，通晓典故，常给他讲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小毓昆受到强烈的感染。由于他学习勤奋，又有极强的记忆力，不满十岁时就能做应答时评的文章了。而且他在诗词、书法和绘画上也有较深的造诣。不幸的是，大约在他十一岁时，祖父逝世了。小毓昆悲痛欲绝。失去了朝夕相依的爷爷，促使他早自立、早成熟。1886年，十八岁的白毓昆按例报考秀才，初试在一千多名考生中以第一名荣登榜首。主考官王先谦很欣赏这位门生的文才，由于他的极力保荐，白毓昆进入江苏省立江阴南菁书院深造。那时书院院长称“山长”，学生如同今天的研究生，他们的学习方式以自学为主，山长出课题教学生写论文，然后评等次，给奖金。白毓昆在这环境优越、学术空气浓厚的书院里埋头奋发，研读百家，各门均优，很快升为“课长”（高级学生），成为山长的得力助手。1887年，清政府举办全国书法比赛，19岁的白毓昆以不凡的书艺在此角逐中跃居第四名，使得许多人刮目相看。

白毓昆三十岁时，戊戌变法发生了，资产阶级改良派不顾个人身家性命，发动变法以图救国，许多有识之士无不闻风而动。白毓昆更为热切，他与南菁书院的课长、课生们议论时局，研讨应策。然而，风云突变，由于袁世凯的出卖，变法很快惨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镇压，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白毓昆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憾。这一事件使他认识到，改良派们幻想争取皇帝进行由上而下的改革，又不依靠民众和新军，手无实力，处于软弱无力的境地，失败是必然的。不经过一番武力行动，要扫除封建专制是不可能的。这次事件是白毓昆人生途中一个关键转折点。这一契机，促使他绝迹于仕途而探索革命的新路。不久，他作出了决定性的选择：毅然离开学习和生活了十多年的南菁书院，奔向开放早、革命活跃的上海，走上了奋斗之路。

在沪加入同盟会

1899年，白毓昆进入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求学，主攻历史和地理。尔后，在爱国爱民意念的驱使下，选择了地理学为终身专业。由于他基础好，功底厚实，加上发奋用功，成绩优异，不久学校因此择优录用，聘教于南洋附中。后在1903年~1908年，他又应聘于上海私立澄衷学堂，任教员。该校的教师都是国内一流水平的，如蔡元培、吴稚晖、纽永建、张蔚西等，他们都以救国为己任，思想相当活跃，又都具民主意识，志趣相投。白毓昆起先参加了蔡元培组织的“抗俄义勇队”，走上街头，发表演说，揭露沙俄蚕食中国的狼子野心，号召民众抵制俄货，鼓舞了民心，振奋了斗志。1904年，他又参加了蔡元培等建立的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1905年，又随蔡元培一齐合并于同盟会。自此，白毓昆开始了积极从事有组织的反清革命实践活动。白毓昆博学多识，兼通中外，在澄衷学堂任教时，他讲课常发精辟言论，抨击时政入木三分，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学生们很快发现，白先生是位救国救民的启蒙老师。在他授业的学生中，以后出了名的有胡适等知名人物。

在上海九年，白毓昆除积极参加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外，他还坚持“地学救国”的宗旨，专注研究中国地理学，颇有建树，上海震东书局出版了他编写的讲义和教科书，学者珍之，成为清末著名的地学家。后来他又与张相文等创设了“中国地学会”，发刊《地学杂志》。

1908年秋，白毓昆受同盟会派遣，应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和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聘请，携家眷赴天津任教，他除继续致力于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外，还放开手脚，积极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反清革命活动中。

与李大钊的师生之谊

新学年开始后，白毓昆给学生们上第一节课时，即引起学生们的重视。教地理、历史，对他来说，已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加上他温文尔雅的学者气质，言语中充满爱国爱民的思想和情操，以及妙趣横生的精辟讲解，受到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同样也受到学生李大钊的尊重和敬慕。有一次李大钊向他请教：“白先生，我叫李大钊。先生一定看过《饮冰室文集》，望予指教。”白毓昆不禁认真注视面前这位学生，因为时下很少有人读《饮冰室文集》，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居然在繁重的学习时期，抽空阅读这种课外读物，故格外引起他的重视。白毓昆认真又诚挚地对他说：“《饮冰室文集》是君主立宪派领袖人物梁启超所著，立论新颖，文笔优美，用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亦无不可。但已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梁启超宣扬‘在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这样的论调，实在表明他完全背离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李大钊对老师这一简明的剖析、精辟的见解，深表赞同和信服。由于这一机缘，导致他俩结下了不同一般的师生情谊。年轻的李大钊从白毓昆的史地课上，不仅学到了丰富的专业知识，而且更清楚地看到了满清政府的昏庸腐败、民族的危亡，以及爱国志士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平时，这对师生无论在校园或路上相遇，往往都要驻足而谈，交流思想，切磋学问。李大钊对这位博学多识的老师，有着近乎天然的亲近感。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年代，两颗努力拼搏的心碰撞出划时代的革命火花。在不到三年的交往中，白毓昆带领李大钊投入反清斗争、缔造共和的辛亥革命行列。这一时期，正是李大钊青年立志之期，白毓昆言传身教，为李大钊一生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活动，起着助燃催化的重要作用。

发展革命力量

1910年11月间，亡命日本的立宪派代表人物通过在国内代理人的鼓吹，使深受《新民丛报》影响的天津爱国学生，以法政学堂为首，集合论政、罢课游行，学生们公推法政学堂高年级学生温世霖等人为代表，列队赴天津总督署环坐，泣请总督杨士骧代奏清廷，要求“预备立宪”的清王朝赶快召开国会，实行宪政。白毓昆清楚地看到，这次学潮受到君主立宪派的暗中操纵，实际上是立宪派发动的一次民谏，以达到他们实行立宪的目的。眼见年轻幼稚的学生要上当吃亏，于是他公开站出来发表讲话，既充分肯定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也启发诱导学生这样做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和实际价值。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与虎谋皮，无济于事”。他的话当天就应验，杨士骧伪称已派人代为转奏，使各解散。学生们返校后，温世霖即以代表请愿之罪，发往新疆充军，其他各代表闻风而散。由于清政府的欺骗，这次学界的罢课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却使李大钊、黄守璟、凌钺、熊飞、胡宪、张良坤、汪瀛、汪芸、崔震华、崔昭华、刘清扬、张星华、李德全、冯世俊等优秀青年学生进一步倾向革命。白毓昆趁教学之便，则常找他们促膝谈心，鼓励这些热血青年有智有谋的斗争。后来他们都由白毓昆发展加入了革命团体共和会（同盟会分支），并成了会中骨干力量。这次学潮，使得天津学界广大师生对白毓昆更加敬佩。大家进一步认识了白先生的见识和胆略。自此，白毓昆的名望，由学界至军政界不胫而走，在京津保一带知名度颇高。

当时天津共和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秘密运送军火到北方各地，充实武装起义的弹药枪械，或用作暗杀清廷各地军政要员的工具。身为天津共和会会长的白毓昆，常常带领法政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的共和会男女学生，奔走于北京、天津、张家口、保定等地接应。运送军火，每次都顺利通过关卡，巧妙地避开军警的搜捕，如数安全完成任务。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白毓昆以天津共和会会长、地理学者的双重身份，经常集合群众、学生进行演讲，每次他都有意带着李大钊参加，还常常找李大钊到公寓谈心，晓以救国救民的道理和策略。并且还常带李大钊奔走于天津、北京、保定、张家口一带，一齐从事革命活动。李大钊家乡乐亭县与滦州为邻。他熟知那里的风土民情，白毓昆有时选派他单独去家乡等地进行宣传发动、联络革命党人和地方上进步势力，积聚力量，为日后白毓昆策划的滦州起义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和前期工作。

李大钊除经常与白毓昆探讨时局外，还十分喜欢与先生畅谈文学和人生。他将所住的法政学堂宿舍小楼取名“筑声剑影楼”。寓意他忧国忧民、崇尚侠义，立志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强烈愿望。每当白先生来了，李大钊必诚恳请教，尽情吐心声。有时还将自己习作请先生审阅批改。李大钊留下的最早诗篇《登楼杂感》两首，就是在这种特定氛围中形成的，后发表于《言治》第四期上。

悲壮举义

武昌起义后，当时的“京畿重地”滦州（今滦县）驻有新军第六镇（师）和二十镇及第二混成协（旅），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统（旅长）蓝天蔚留学日本时，就与孙中山的同盟会关系紧密。归国后，三人都有改革政治的愿望。此时则计划举兵响应。将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火扣留，并电请“弭兵”。旋组成“燕晋联军”，谋取北京。白毓昆受同盟会指示，前往联络策划，不料白毓昆一行还未动身，袁世凯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断然措施，于11月6日下令解除了张绍曾军职，7日，以两万元巨款收买了曾为吴禄贞卫队长的马步周，将吴刺杀于石家庄，并由此逼走了蓝天蔚。然而，爱国士兵却共同推举了二十镇七十九标一营营长施从云、二营营长王金铭及驻海阳镇的八十标三营营长冯玉祥担任指挥，与赶往接应的白毓昆率领的敢死队会合，决心背水一战。1912年1月3日宣布滦州独立，正式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推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长，通电全国。但由于脚踏两只船的义军副都督、三营营长张建功的武装叛乱，义军损兵折将，后乘火车西进，欲取天津，不幸至雷庄时陷入王怀庆重兵埋伏中，义军损失惨重，施、王中计被骗遇害，起义失败。1月7日，突出重围的白毓昆一行七人也遭清军搜捕。屠夫王怀庆，唯恐夜长梦多，易生变化，即在当天将白毓昆等七人杀害。刑前，白毓昆厌恶王怀庆反复问这问那，嗔目叱斥：“我为国革命，自当为国而死，杀则杀耳，何必喋喋不休。”随后转身劝诫清军官兵洗面革心，说：“我死不足惜，惟诸君今天为清朝奴隶，明天要做外人牛马，难道不觉得痛心吗？”吓得王怀庆急令刽子手行刑，刽子手先砍断白毓昆右足，后见白无辫发可揪，为保其首级完整邀功，又将白毓昆身体倒挂在树上，又砍又割，才割下头颅。白毓昆牺牲时，年四十四岁。

早在去滦州之前，白毓昆即日夜奔波，争分夺秒地紧急约见“法政”、“女师”的革命师生，先后达一百人次以上。他交待诸事，阐明自己知难而进的决心，他表示这次起事，成则国人所求，败则以身殉国，亦可无愧于生平。闻者“皆涕泣相向”。他把滦州处境的现实危险性一一告诉他们：即将发动的滦州起义条件不够完备，尤其是势单力孤，但眼下袁世凯已牢牢控制了和谈的会场和血腥的战场，如华北近畿不速举义，不但南军势孤，难以久持，而且华北、京津等地革命党人亦将被铲除殆尽。滦州起义胜利直捣燕京，固然可喜；败亦足以寒清廷之胆，灭袁世凯之威，促成和谈。无论胜败，均于革命有利。他诚恳地婉拒了两校革命师生、共和会青年共赴滦州参加起义的要求。气血方刚的李大钊同样数次恳请要与恩师共赴滦州，并说，我是冀东人，熟悉当地情况，

能协助先生做点工作。白毓昆望着心爱的弟子，婉劝他继续努力学习，吸取前辈革命的经验教训，日后挑起救国救民的重担。他的这番话既是对李大钊的叮咛，也是对青年们的临别赠言。最后，他缓缓掀起棉衣，指着腰间紧身的“百色带”，铿锵有力地说：“若我此去滦州遇有不测，此带权作我尸体的标志！”

师生丹心共光辉

滦州起义失败，白毓昆遇害，共和会中的胡宪、凌钺、马浩、汪瀛、李大钊、徐诤、凤文褀、刘清扬、黄守璟、崔昭华、崔震华、汪芸、李德全、张星华等数十人，或愤恨而悲痛失声，或疾首痛心而莫知所措，皆痛不欲生，他们要为先生复仇。最突出的是天津北洋女师的共和会会员，大都南下上海参加革命。上海以女子北伐敢死队最积极，其中又以天津女子师范的学生居多。以滦州起义之缘结为革命夫妇的有冯玉祥与李德全，王葆真与汪芸等。

恩师壮烈就义使李大钊悲痛欲绝，不仅燃起他心灵深处的悲愤烈火，而且坚定了他献身革命的志向和决心。1913年下半年，他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开始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回国后，继续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以高度的革命热情，更加专心致志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研究，撰写关于俄国革命的一系列文章，在神州大地播下了最初的红色种子。“五四”运动前后，他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了名重当世的政治活动家、革命家，既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又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白毓昆满门桃李中，出现了划时代的伟大革命家李大钊。《李大钊传》和重树李大钊的碑文中，都肯定和盛赞了白毓昆对李大钊的深远影响，清晰地表明了李大钊受恩师革命精神熏陶的渊源，“成仁取义”的强烈感染。李大钊是学生尊师的榜样。

这对师生一脉相承，他俩先后被反动势力杀害，一个比一个年轻，一个比一个伟大。他们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和耿耿丹心，以及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学者的儒雅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白毓昆为革命烈士。人民政府发给白毓昆后代光荣纪念证，烈士的遗族享受革命牺牲军人家属的待遇。南通狼山上的白烈士雅雨（毓昆）之墓受到应有保护，经常修葺，永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