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宋史》）。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苏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概括了他一生的追求，为儒家思想中的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标杆。
贫困苦读 执教兴学
范仲淹幼年丧父，四岁时随继父迁至长山，励志苦读于澧泉寺。经过苦读，范仲淹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踏入仕途。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为母守丧，居应天府，这时晏殊请他去掌府学。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
范仲淹继承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把“兴学”当作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重要手段。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足迹所涉，无不兴办学堂，教泽广被；晚年又设义田、建义学，对族中子弟进行免费教育。范式义学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上取得了极大成功，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
不畏权势 秉公直言
范仲淹心忧天下，对国家大事，他总是慷慨直言，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在仕途上，他几次入朝为官，又几度被贬出京。天圣七年（1029年）的冬至，仁宗率领百官向章献太后祝寿，范仲淹坚决反对：“在内宫侍奉亲人长辈，自当用家人的礼节，现在皇上却与百官排在一起，向南朝拜太后，这种礼仪不能成为后世的礼法。”他上疏请太后还政。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于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我是您推荐的，经常担心自己不称职而使您为我蒙羞，绝没想到会因忠直在此处得罪您。”他写信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因得罪了太后，范仲淹被贬为河州府通判，同僚好友在都门为他饯行时赞扬道：“此行极为光荣。”
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驾崩，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担任右司谏，但到了年底又因进谏劝阻仁宗废郭太后而被贬知睦州，同僚朋友在长亭为他饯行时鼓励他说：“此行尤其光荣。”
景佑三年（1036年），范仲淹把京官晋升情况绘制成一幅《百官图》，献给仁宗，指明哪些人是按照制度升迁的，哪些人是宰相以私人关系提拔的，对吕夷简任人唯亲、培植私党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吕夷简大为恼恨，便向仁宗控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仁宗没有主见，听信吕夷简的谗言，将范仲淹贬至饶州。亲朋好友在郊外为他饯行时安慰道：“此行特别光荣”。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经光荣三次了。”
戍边西北 为国御敌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次年，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已经52岁的范仲淹报国热忱不减当年，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针对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谷交错、地势险要的特点，范仲淹提出“积极防御”的守边方略，在要害之地修筑城寨，加强防御工事，积蓄力量，伺机反攻；精选将帅，提拔人才，使西北军中涌现出狄青、种世衡等名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大兴营田，士兵边守卫边种庄稼，补充了军粮供应，解决了军需问题；积极团结附近的少数民族，在军事上给予保护，与羌族酋长推心置腹，对受到战争损害的羌族人民则主动帮助，羌族人民纷纷归顺宋朝，为宋军做向导，并出兵援助，使元昊日益孤立无援。羌族人民亲热地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当时范仲淹的职衔是龙图阁直学士，“老子”是羌族对人的尊称）。
范仲淹在西北推行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一系列有力措施，使得边防日益巩固，加上他和另一主将韩琦空前团结，因而元昊不敢侵犯，扭转了战争形势。西北边境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最终缔结和约，西北边疆得以重现和平。
庆历新政 改革先锋
北宋政治，弊端丛生，尤其是“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极为严重，内忧外患连年爆发，国家面临重重危机。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和腐朽的官僚政治，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纲领，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各个方面。《条陈十事》得到了仁宗的批准，颁布全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
公元1043年，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分赴各地考察官吏，每当他接到按察使送来的报告，便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富弼见他毫不留情地勾去一个个官员的名字，劝他说：“您这一笔下去勾掉很容易，可要弄得他一家人都哭哭啼啼的！”范仲淹听了，坦然地说：“这样的一家哭，总要比一路的人都哭好吧！”按察使所到之处，惩恶扬善，罢免了不称职的官吏，启用了一批有才干的人，官府的办事效率大大提高。
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全国也普遍办起了学校。
由于改革触犯了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强烈反对，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甚至肆意诋毁恶意中伤，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败告终。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关心疾苦 泽被生民
青少年时代的艰苦生活，使范仲淹在思想情感上较多地接近和同情人民，确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
范仲淹出任泰州时，征调民众4万多人，重修捍海堰。自天禧五年（1021年）至天圣四年（1026年）完成，新堤横跨通、泰、楚三州，全长约200华里。从此，通泰地区不再有潮水的祸害，背井离乡的百姓纷纷回到自己的家园。这条海堤，至今仍然横亘在苏北大地上，人们称其为“范公堤”。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知苏州，正赶上暴雨成灾，积水至秋不退，民间无法耕种，他急百姓之所急，不顾各种阻力，招募大量民工疏通五条河，引导太湖水注入大海，从而使苏州地区，甚至太湖周围地区解除了水涝的威胁，恢复了农业生产。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经历，不但获得时舆的赞扬，还泽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两浙职守，都依照这个模式去整治水患。
范仲淹担任邠州知府时，有一次登楼饮酒，尚未举杯，就看到几个人披麻戴孝地匆匆走过。范仲淹急忙派人询问，得知是一名书生客死邠州，准备就近埋葬，但墓穴、棺材和治丧用具尚未制备。范仲淹听后非常悲伤，立即撤去酒席，并赠以钱财，使其得办丧事。
公元1050年，范仲淹在杭州知州任上遇到“两浙路大饥荒，道有饿殍，饥民流移满路”。范仲淹没有延用发粟救济之常规，而是创造性地实施了“荒政三策”：一是利用饥岁工价至贱，大兴公私土木之役，解决饥民流离失所之苦；二是利用吴人好佛事、喜竞渡（赛龙舟）的习俗，大兴旅游业，促进饮食、住宿、贸易等服务行业发展；三是增高谷价，引四方粮商大量进粮，结果杭州城粮食爆满，粮商只好降价，解决了杭州城的粮食供应问题。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谭嗣同《仁学》）……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范仲淹心忧天下，关注民生，践行民本思想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