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中旬，海归博士丁列明随同李克强总理出访欧洲。10月13日，第十届“环球中国商务会议”在意大利举行，丁列明被授予“年度中国商业领袖”奖，评委会给他的评价是：“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破釜沉舟的创业勇气。”

以丁列明为首的海归博士团队历经10年艰辛，研发出世界第三个、亚洲第一个靶向抗癌药——凯美纳，原卫生部部长陈竺院士称其是“民生领域的‘两弹一星’”。最近，“丁列明现象”研讨会在光明日报总部召开，引发热烈反响。

从归国研发到成功上市，从丁列明团队的“中国梦”到“丁列明现象”，这群爱国科学家走过怎样的历程？“民生领域的‘两弹一星’”是怎样腾跃中华瞩目世界的呢？

“我们是中国人，学成之后理应回国报效！

2002年8月13日，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机场，丁列明告别拼搏了10年的美国，登机回国。

对他来说，这是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国梦圆之后“中国梦”圆梦的开始。

丁列明出生在浙江嵊州农村，1979年考上了浙江医科大学，1992年获传染病学硕士学位后又负笈东渡，1996年获美国医学博士，2000年成为美国病理科执业医师。此时的他，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年收入20多万美元。生活稳定，他的内心却越来越不稳定，出国梦圆，绵绵的“中国梦”却常使他梦魂牵系。

丁列明小石城的家是中国留学生的据点，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常聚集在一起，时不时会做起同样的“中国梦”。在国内时都曾渴望出来，到了他国异乡，对祖国的思念不可遏制地澎湃在心中。身在异乡，心系祖国，何时能报效祖国的养育之恩？

2002年7月，丁列明与已在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王印祥和医用化学博士张晓东聚在一起，商讨由张晓东设计、多位博士共同参与的抗癌新药项目的推进问题。这是一个国际尖端项目，已有较好的实验结果，但要往前推进却遇到资金和人员等困难。下一步该如何发展？是在美国研发，还是回国创业？三位博士掀起了“头脑风暴”。

在美国，要想把一个新药研发项目完整做下来太难了，美国的新药都是大制药企业在做，小公司只能早期开发一段，最后还是要卖给大公司。而在中国，新药研制还是一块处女地。

中国新药研发还很落后，大部分新药是仿制药，自主研发的新药极少，堪与国际竞争的尖端新药更是罕见。祖国医药研究的落后现状使几位博士的心情沉重。祖国培养了自己，现在自己已具备研制新药的专业知识，为何不为祖国雪中送炭，却要为医药发达的美国锦上添花？

“当今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瞩目的创新创业的热土，经济高速发展，资本日益雄厚，有能力进行高科技项目的投资，市场很大。美国的生活好是好，作为中国人，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谈及此，丁列明动情了。

“我们是中国人，学成之后理应回国报效！”王印祥说。

把项目带回祖国开发！中国人研发的新药要首先给中国患者享用！虽然，他们知道，回国创业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他们义无反顾，毕竟，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华夏儿女的热血。他们毅然决定：回国创业，把自己的成果献给祖国和人民！

就这样，丁列明告别家人，登机归国。

开创中国抗癌新药新纪元的壮举开始了！

打响攻克民生领域“两弹一星”的战役

肺癌是各种恶性肿瘤中的第一杀手，肺癌死亡率高居所有癌症之首，全球每年有200多万新增肺癌患者，死亡100多万；我国每年新增肺癌患者五六十万，死亡30多万。而在丁列明的故乡浙江，每半小时就有一个肺癌病人去世。

肺癌被称为“静悄悄的杀手”，早期、中期发病很难发现，一旦发现便已到晚期，所有的医疗手段均无明显效果。埃克替尼科研项目针对的就是肺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化疗药出现。“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化疗药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良性细胞也被大量杀死，副作用极大。许多病人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化疗。

能否发明一种只杀灭癌细胞，对良性细胞无伤害的药？

选择性抗癌药的研究进入科学家的视野。1960年，美国科学家Stanly Cohen首次发现表皮细胞生长因子，这是世界抗癌史上的重大突破，选择性治疗癌症药物——靶向抗癌药成为世界医药界研究的新目标。1986年，Stanly Cohen因这一发现获诺贝尔医学奖。

丁列明他们瞄准的就是这种靶向抗癌新药。

此时，多个发达国家的科学家都在从事靶向抗癌药的研究，其中英国和美国的研究已取得重大突破。丁列明他们的研究也成效卓著，他们的第一个专利便是针对EGFR的一组化学分子，根据靶分子的结构，从化学角度合成特定化合物进行前期筛选并获得成功。但这个化合物对肿瘤有没有作用？合成选择何种路线？选择何种剂型？临床如何确定用法和用量？每一道工艺都需要创新，都需要通过研究来证明。

在美国，开发一个新药一般需10年，需投入10亿美元。无数科学家在新药开发上，时间金钱消耗了却无果而终。

新药开发，高科技，高投入，高风险。一旦失败，摔得也惨。

2003年1月，丁列明和王印祥在杭州市余杭区创办浙江贝达药业有限公司，目标就是从事抗癌、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新药的研究开发。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做好药，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第一个产品就是国家一类新药盐酸埃克替尼，这是我国第一个小分子靶向抗癌药。

张晓东、谭芬来、胡邵京、康心汕博士先后加盟，以六博士团队为核心，丁列明领衔，众“海龟”纷纷游奔麾下。一批肿瘤药、心脑血管、糖尿病类新药等领域的博士云集，他们互相配合，开展新药研发。攻克民生领域“两弹一星”的战役打响了。

就在丁列明回国创业的2002年，由英国阿斯里康医药公司发明的世界上第一个靶向抗癌新药吉非替尼（易瑞沙）在日本上市。

2003年，美国FDA批准吉非替尼在美国上市。

这是人类肿瘤治疗的新纪元，世界为此轰动了。

2004年，世界上第二个靶向抗癌药厄洛替尼（特罗凯）在美国问世。

在靶向抗癌药的研发上，发达国家已捷足先登！

两个抗癌新药的上市对丁列明博士团队的研究既是有力的推动，又是挑战和压力。中国的抗癌新药能否成功？中国能否登上世界抗癌新药研究的高峰？

资金链断裂陷入绝境，政府支持绝处逢生

余杭贝达公司简陋的实验室，租的；瓶瓶罐罐，凑的；资金，筹的。与在美国相比，条件之简陋简直恍若霄壤。更要命的是，人们并不相信就这么几个人能搞出世界尖端的抗癌药来。研发过程中，人们的猜疑、不解与资金、技术、设备、工艺、人才的缺乏等困难接踵而至，“海龟”们负重前进，夜以继日加紧研发。

到2005年底，他们在合成出能对抗肺癌细胞的化学物质的基础上，完成了制剂、药学、药效、毒性评估等20多项临床前研究。

对这批热血博士，国家给予了多方面的关爱和支持：埃克替尼项目被列入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火炬计划”、“863计划”、“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浙江省和杭州市“十一五”重大专项等支持；余杭区更是为他们提供资金、土地、政策等优惠条件，还给丁列明核心团队的博士每人一套人才专用房和一笔安家费。

2006年6月，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盐酸埃克替尼进入临床试验。

这是中国第一个进入临床的化学类靶向抗癌新药。

“海龟”们为自己的成果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凯美纳。拉丁文的意思是：肺的健康食品。凯美纳由一个个小分子组成，它们对肺癌细胞嫉恶如仇，一旦进入体内，对健康细胞视而不见，对癌细胞就会穷追不舍，发现并歼灭之。

临床试验需要成批的凯美纳。丁列明收购了当地一家药厂，生产临床试验所需的药品。临床是新药研发的关键环节，需要一个既懂药学又善于公关的行家里手来主持。

丁列明拨通了还在美国的老友谭芬来博士的电话：“老谭，该你出马了！”

谭芬来，医学博士后，先后毕业于美国阿肯色大学医学院、克利夫兰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系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会员。接到邀请，他毅然抛妻别子回国，挑起了临床试验的重担。

临床试验必须在权威的大医院进行。然而大医院接受临床试验必须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同意。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型制药企业，大医院的门槛很高。当谭芬来打电话联系时，一听说要接洽新药试验，对方不是马上拒绝，就是话没讲完就搁了电话。

一次，王印祥找到一家权威医院伦理委员会负责人。

专家用眼睛的余光扫了王印祥一眼，冷冷地说：“我没空！”

专家没空，王印祥不能没空。他就在门外等，直到下班。

“你还在这？”专家开门发现了他。

王印祥马上奉上笑脸：“能不能给我15分钟？”

专家目光缓和了。15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多小时过去，专家的脸由眉头紧锁，到表情肌舒展开来，再到兴奋和激动。最后，他拎起电话：“我看接了吧，他们不是商人，是干实事的专家。”

一二期临床得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和浙医一院的支持，试验到2008年上半年顺利结束。接下去就是在全国范围铺开的三期临床试验。

丁列明团队决定，在中国第一次选择国际品牌专利药易瑞沙为阳性对照，进行头对头的随机双盲试验。这种试验风险极大，一旦失败，将前功尽弃。他们还是选择了27家国内著名医院的400个晚期肺癌患者进行双盲比对试验。

三期临床试验由我国肿瘤内科泰斗、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燕院士领衔。

临床试验是新药“烧钱”的阶段，给患者服用的药品全部免费，还要给医院支付费用。400个患者被分成A、B组，一组服用进口的易瑞沙，一组服用自主产品凯美纳，病人跟医生都不知道服用的是什么药，直至试验结束才能揭盲。

给病人服用的易瑞沙和凯美纳都需贝达药业无偿提供，易瑞沙每片要550元，仅三期临床就要2600万元，整个三期临床需要4800万元。

就在他们信心满怀准备负重攀登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了。

2008年10月，承担三期临床费用的跨国风险投资公司因金融危机取消三期临床计划，贝达立即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危险中。丁列明一边发动博士们抵押房产，出售个人股票用于维持企业运转，一边四处找钱，寻求投资。

然而，金融危机下，外向型经济发达的浙江备受冲击，部分中小企业已面临倒闭，老板纷纷跑路……丁列明陷入绝境。

就在他感到绝望时，余杭区政府伸出援手，通过下属的创投引导基金为他们解决了1500万元；2008年启动的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基金也给他们有力的支持；浙江省、杭州市也以不同的方式予以扶持。在贝达最困难的时候，从国家、省、市、区各级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先后为贝达药业解决资金缺口5000余万元。

丁列明绝处逢生。2009年2月，三期临床试验启动。

头对头的双盲比试将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双盲试验”挑战国际巨头的自信与勇气

三期临床定于2011年6月15日下午公布揭盲结果。

这天，余杭贝达药业总部，丁列明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燕院士办公室，凯美纳三期临床揭盲仪式在此进行。贝达药业参加揭盲的是王印祥和谭芬来。

三期临床的盲底委托第三方公司上海泰格医药有限公司著名统计专家、中国医学统计学会主委苏炳华教授设计，两组药外观一样的药物，每盒药有号码，号码掌握在第三方公司手里。

掌握这成功与失败命运信息的孙院士，此刻端坐在计算机前，等待着盲底的到来。

事实上，孙院士心里已明白，计算机里的分组已完成，两组效果虽有伯仲，但效果均不错。但孰为伯仲？须揭盲确认。

2:30时，泰格公司将盲底郑重交给孙院士。

孙院士将信封打开，盲底是每个病人对应的号码，第一次揭盲揭出A、B组，疗效指标显示：无进展生存时间A组为137天，B组为102天，A组疗效优于B组。

谁是A谁是B？这要第二次揭盲才能知晓。

在电脑上输入数据，敲击回车键，结果赫然呈现：“啊，你们是A！”孙院士激动地站了起来。

双盲比对研究表明，凯美纳疗效和安全性优于进口药易瑞沙，安全性更好，给药剂量和方案更适合中国人。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揭盲的结果显示，中国终于登上世界抗癌药研究的最高峰。

激动的孙院士忍不住与谭芬来和王印祥热烈拥抱。

杭州，贝达总部。丁列明案头的座机爆响起来。

丁列明忐忑地拿起话筒，谭芬来的湖南普通话响起：“老丁，酒准备好了吗？打开酒瓶吧……”

一阵灼热滚过心头，丁列明感到喉头一阵发酸发紧，他的眼眶湿润了……

“我不会喝酒，但是，那天我们公司好多人一起到西湖边狂欢，我也喝了！”丁列明对记者说。

中国科学家在靶向抗癌药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引起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2009年7月31日，一二期临床试验结果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第十三届肺癌大会上公布，国际靶向抗癌药权威、美国耶鲁大学肿瘤中心主任Thomas Lynch教授称赞中国科学家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与国外产品有同等的抗癌疗效，而且毒性更小，具有更好的安全性。三期临床研究结果分别于2011年6 月7 日和7 月4 日在美国临床肿瘤年会和世界肺癌大会上公布，再度引起了国际临床肿瘤专家的热情赞扬，这在我国创新药物研发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阴霾过去，阳光普照，凯美纳良好的疗效吸引了世界500 强企业的关注。2010 年4 月，贝达在完成三期临床后增资扩股，世界500 强企业美国礼来制药公司成了战略投资伙伴。

走出困境，贝达开始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