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要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的总体目标。最近，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杨克勤做客人民网，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问题接受记者访谈，获得了很好反响。征得同意，本刊摘发访谈的主要内容，以飨读者。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恰逢其时
记者: 《意见》对探索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着重要指导意义。请杨副院长解读一下《意见》出台的大环境和相关背景。
杨克勤: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科学化、民主化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建设高质量智库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最近，中办、国办又印发了《意见》，对于智库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我的体会是，这份《意见》的出台，指明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前进方向，可以理解为是中央对于智库建设发出的动员令，下达的任务书，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台这样一份《意见》呢？我从两个大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这是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当前，我们按照党中央的总体部署，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正在贯彻实施三大战略举措。一是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是全面从严治党，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深入贯彻实施这三大战略举措，可以说我们遇到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和困惑。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利益变化出现了新趋势，人民群众表达了新诉求。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面对着若干重大的战略问题，我们需要深入研究；面对一系列公共政策，需要破题破解。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该说我们作出正确决策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风险都是前所未有的。党和政府如此强烈的决策需求，对于智库来讲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是一个重要的机遇。所以，智库必须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加强建设、加快发展，建立起决策支撑体系，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智力保障。
另一方面，这是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力量对比都在发生着深刻的重大的变化，大国关系错综复杂。在经济全球化、世界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在提高自己硬实力的同时，也要加强软实力建设。在国际事务当中，我们要有发言权；在国际规则制定当中，我们要有话语权。这就要求加强智库建设，通过智库的研究、交流、传播、阐释，向世界推介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树立好中国形象。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央出台这份《意见》，我理解恰逢其时。智库人要趁势而上，顺势而为，努力跟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步伐。
记者: 如您所说，当前新常态、新趋势、新诉求、转方式、调结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变化，我们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的确需要智库来给我们助一臂之力。那么，您觉得如何把握《意见》当中关于建设智库的总体思路？
杨克勤: 我认为，要认清这个问题需要把握好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中国特色，这是管方向、管宗旨的。我们的智库建设不能照搬西方智库的模式。在智库建设当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必须立足中国的国情，聚焦凝神于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全力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以人民福祉为本，坚持国家利益至上。需要强调的是，智库绝不能被某个利益集团所左右，更不能成为某个利益集团的附属品、代言人。
第二个关键词是新型，这是管体制机制的。也就是说我们建设的智库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研究机构，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新，包括思想观念、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管理模式、制度保障等等方面，我们要打造一个完全新型的智库。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智库，这是管功能、管职责的。既然我们建设的是智库，它也要遵循智库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要充分发挥智库建言资政、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方面的功能。
抓住了这三个关键词，就把握了智库建设的方向宗旨、体制机制以及它的功能职责。按照这样一个总体思路，《意见》提出来的总体目标，就是到2020年我们要统筹推进党政机关，也包括人大、政协、公检法的政策研究机构,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的发展，形成一个职责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智库体系。同时，我们还要着力打造一批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要造就一支立场坚定、理论深厚、视野开阔、掌握政策、熟悉情况、联系实际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建立一整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督有力的智库管理模式。这样的话，智库就可以为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按照《意见》要求改革体制机制
记者:有一份数据显示，美国是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紧居其后排名第二，这样看来我们的数量还是蛮多的，但是顶级智库数量较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的智库质量还有待提高。在您看来，目前我国智库发展的主要瓶颈在哪里？
杨克勤: 目前我们智库数量比较多，但影响力大、知名度高的智库还不多。这几年我国智库建设发展得很快，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还比较突出。
影响我国智库发展的瓶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从需求方，就是从决策部门来看，存在这样几个主要问题。第一，思想重视不够。在一些决策部门看来，智库是务虚的，研究人员不了解实际情况，不熟悉政策，他们提供的方案对于实际工作没什么帮助，甚至反感、拒绝智库的专家学者，这种情况还存在。第二，虽然逐步建立了决策咨询制度，但是这个制度还不够完善。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候，听取意见还没有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智库真正参与决策的实质过程，这种情况还不是很多。政府发挥智库作用，有时候也有些随意。比如遇到一些临时性的、紧急的、突击的、救火式的任务交给研究机构、智库部门去承担，但是一些中长期的、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这方面的部署还欠缺。第三，决策方对于智库的管理，比如说法律法规方面还有缺失，经费保障还不到位，信息的公开发布、传递还不够。
另一方面从供给方，也就是从智库来看，存在着一些缺陷。第一，智库提供的产品可能有这样几个特征：一般产品多，拳头产品少；现实研究多，超前研究少；政策解读多，提供思路少；关门研究多，开门研究少。如果从体制机制上来分析，可能有这样几个突出问题。首先是成果的评价，我们的智库许多就是建立在现有党政部门所属的研究室、研究中心，还有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这些机构里面。究竟怎么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许多单位，这个导向不是很清晰。比如说评职称，我们对论文、专著的要求很高，特别是数量上的要求很高，一定要发表过多少篇论文，出版过几本专著，当然这都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对质的要求，特别是对于独到的学术见解，原始性的思想创新，这方面的要求不够。第二，成果转化机制也存在问题，智库很多研究成果还不能有效地、及时地传递到决策部门，这个渠道不够畅通。第三，用人体制机制上也有比较大的问题，行政色彩比较浓厚，人才的交流、流动，特别是在智库与党政部门之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旋转门”联系渠道还没有建立起来。分配机制还不能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大锅饭”体制，研究人员缺乏竞争，进到体制内，有时候干好干坏一个样，都能生存下去等等。
目前这些问题，都影响了智库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记者: 我们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杨克勤: 这次出台的《意见》对加强我国智库建设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我的理解是，总体上要推进综合改革，创新体制机制，释放改革红利，激发研究潜能。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深化智库的组织管理体制改革，也就是要按照行政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要求，分类指导和推进不同类型智库的管理体制改革。还要深化研究体制改革，鼓励智库与实际工作部门建立密切联系，从而增强研究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还要深化经费管理制度改革，深化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改革，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改革，鼓励我们的智库更多地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甚至可以到海外去办分支机构。
其次，要健全制度保障体系。这包括几个大的方面：要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国务院已经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是在推进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要完善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建立健全政策评估制度。还要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这是一个创新。还要完善舆论引导机制。
第三，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对于智库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现在中央已经把智库建设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政府，我们的决策部门，必须不折不扣地把思想统一到《意见》的基础上来，把《意见》提出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重视智库建设。同时还要对智库的发展加强管理、加强引导。要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力度。还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智库提供的产品是思想产品、文化产品，最终要靠人的思考、人的创造，需要有高素质的人才做保证。建设新型智库必须因地制宜勇于创新
记者: 刚才您说了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西方智库的模式不能完全照搬，但哪些是可以借鉴的地方呢？
杨克勤: 我国古代就有门客、谋士、军师这样一类人存在，实际上他们就是为决策者提供咨询建议、出谋划策的。现代智库的起源，有一种研究认为是在欧洲，但是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在美国，是在二战期间。它最早是用于军事目的，有一批参谋、一批研究人员关起门来策划军事计划、军事行动、军事部署，对外是保密的。他们用的英文词“Think tank”，也就是“思想坦克”。战后逐渐发展、逐渐完善，形成了一批高端智库。
西方智库的具体经验，有几个方面可以研究借鉴。一是问题导向很清晰。因为它要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提出它的军事战略、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战略，这个问题导向还是比较清晰的。二是内部组织形式运转有效。我从一些研究报告中看到，一般智库内部组织运行采取项目制，通常由一位领军人物做课题组长，给他配备一部分助手，他组织这个团队开展研究，以项目团队这种形式来开展研究。三是建立了“旋转门”机制。在美国智库当中，“旋转门”是一个很鲜明的特征。它的智库平时储备一批人才，换了一个执政党，可能就要把智库里的一批人才带到华盛顿去，作为他的高参或顾问。大选之后，一个党下台了，另一个党上台了，这批人员可能又回到智库来，继续做他的研究工作。我国国情与西方不同，但研究人员在决策部门与智库之间流动这一点可以借鉴。还有一点是，美国智库研究最核心的技术是它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方法。我们智库研究用的比较多的还是传统研究方法，包括分析法、归纳法、调查法等。像美国智库所运用的一些方法有派系法、行为分析法，技术方法比较超前，其研究成果质量也比较高。我觉得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也可以借鉴。
记者: 我们传统的观念总是觉得智库一定要跟决策者之间建立非常完备的渠道，这样我们研究的成果才能更好地到达决策者那里。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智库“只有国家队，没有民间队”。那么在信息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能不能更好地运用网络，利用媒体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来提升智库的影响力呢？
杨克勤: 说我们“只有国家队，没有民间队”，我倒不完全认同这个说法。应该说，我们既有国家队，也有民间队。目前，国家队力量雄厚、规模大，发展得比较好；而民间队规模小，力量单薄，发展比较滞后。
在现代信息社会，各种新媒体、自媒体充分发展，智库要加强信息化建设，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我觉得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我们的智库还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说，一些智库没有自己的网站，在公众媒体上没有自己的公共帐号，不太注重研究成果的推介传播，不会充分利用网络和新媒体来传播自己的成果，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对于怎么与公众更多地互动，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智库一般被认为是决策者与社会、与公众沟通的一个桥梁、一个纽带。就是说，在政府决策之前，智库在提供决策咨询建议的时候，必须做广泛的调研。对社会、对民众的诉求和意见，要有更多的了解，要把意见融入到研究成果当中，要充分地向决策部门反映，这是一个角度。另外，政府在作出决策之后，智库也有义务、有责任积极宣传、阐释、解读政府的政策。这样就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搭建一个互动的平台。我觉得，我们的智库这方面的工作还有不小差距。在阐释政策、引导舆论、分析社会舆情、疏导公众情绪、引导理性表达诉求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本来，智库的几大功能就有舆论引导，有社会服务，所以我们要有效地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前面我介绍的三部分改革措施中，都提出了原则要求。下一步，有关管理部门还会制定一些贯彻落实的实施细则。作为智库来讲，也要主动按《意见》所提出的方向和原则研究自己的改革措施。
记者: 智库是新思想的发源地和集散地。如何进一步提高智库的创新能力呢？
杨克勤: 智库要开展一些战略研究、超前研究和储备研究，这些都离不开创新。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一方面，这次《意见》明确提出，智库要坚持解放思想，坚持科学精神，鼓励大胆探索；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政策建议之间开展切磋争鸣、开展平等深入的研讨。《意见》提出的这些原则，为智库创新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舆论氛围。
另一方面，从加强自身建设角度看，智库要增强创新性，必须苦练内功。具体表现在：
第一，要有服务意识。智库研究一定要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问题，围绕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做好咨询服务。同时，要自觉站稳国家立场、站稳人民立场，不能唯上唯书、人云亦云，也不能脱离实际、哗众取宠，更不能食洋不化、立场摇摆。
第二，要有问题意识。智库研究者要有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善于发现问题特别是一些尚处在萌芽状态的问题，还要超前研究，分析研判出这些问题有可能朝什么方向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和产生怎样的结果。
第三，要有调研意识。智库研究要出创新成果，必须求真务实，要主动联系实际、深入实际，一定要接地气。
第四，要有创新意识。智库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墨守成规。
第五，要有合作意识。智库的成果都是以机构名义提供的，不是个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这就要提倡集思广益，既有分工合作，又有协同创新。要积极开展智库内部项目团队之间的合作，不同智库之间的合作，乃至中国智库与外国智库之间的合作。
第六，要有时效意识。智库研究既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对政策建议也要有一定的储备，选择什么时机向决策部门提出政策建议，这个意识要非常强。如果提的时机不合适，不能够引起决策部门重视，就达不成共识。提得早，也许还没有这样的决策需求；提得晚，时过境迁，也不能发挥作用。所以这个时效意识很重要，这也是一门工作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