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年，新中国的走向，开始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历史性变革。
1978 年12 月13 日，中央工作会议进入最后一天的议程。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分别讲话。其中，邓小平的讲话意义非凡、影响深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确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后来，它被誉为“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 年10 月就开始酝酿起草了。讲话的主题由邓小平确定：实行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按时间和思想脉络推测，这是邓小平当年9 月访问朝鲜归国后，已经明确了“揭批‘四人帮’运动总要有个底”，全党工作要“转入正常”的思路之后所初步设想的讲话主题。随后，他邀人起草讲话稿。参与“最初稿”写作的，是国务院政研室林涧青等人。
11 月14 日，邓小平访问泰、马、新三国后返回北京。此时，中央工作会议已经进行了5 天。原本，邓小平讲话“最初稿”的起草，是按“用两天时间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思路准备的。但出乎意料，中央工作会议在国内和国际都受到高度关注，并且，工作会议本身，也一再出现突破原有设想的新情况。因而，重新考虑讲话的主题也就是必要的了。
那么，面对全党工作必须有一个重大转变，而形势又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新的讲话主题应该抓住什么，或者说，在诸多矛盾关系中，选取哪一个最主要的矛盾，作为统领全局的“突破口”，来解决前进中的迫切的问题，是其成功与否的关键。
根据所能见到的材料，邓小平是在12 月2 日决定重新起草讲话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细节是，他在召集“秀才们”谈讲话稿起草时，拿出了自己亲手写就的“三页共500 多字”的提纲。正是这个提纲，确定了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据于光远回忆，参加新一稿起草的，有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于沛等人。
讨论稿子的会议，是在邓小平家里进行的。邓小平拿出的提纲，一共谈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六、加强责任制；七、新的问题。
12 月2 日谈话一开始，邓小平就对起草者说：“究竟讲什么，想一下，不准备长稿子。”随后，他对提纲列出的这七个问题做了阐释：第一，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 开动机器。而许多问题，必须讲理论，因而真理标准的讨论和争论，越看越像是政治问题, 是涉及国家命运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邓小平在提纲中明确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字。这是破除思想禁锢，走向改革开放的决定性动力。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了多少年，民主不够，不敢讲话，心有余悸。
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实质和重点不是政治，而是经济民主。企业要权利下放，千方百计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企业自主权与国家计划有矛盾。第三个问题：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完全满意不可能。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这个旗帜必须保护。第四个问题：人浮于事，拖拖沓沓。会议多，心中无数，解决什么都不明确。官僚主义, 是上层建筑问题。要用先进的办法管理企业，扩大管理人员的权力。第五个问题：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反对平均主义。这是个大政策。第六个问题：现在无人负责。要搞几定。定什么项目，定从哪里引进，定在什么地方，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有六七定，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国内企业，要有专人负责。现在打计委的屁股，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第七个问题：要有新措施。
这里，邓小平完全是自己在设计讲话稿，前三个问题是讲思想和政治问题。后面则是讲重点转移后的改革设想。这些设想涉及到改革最重要的方面。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当时的思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到未来的改革上面。
12 月2 日谈话后，据于光远回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他组织有关人员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并送邓小平审阅。随即邓小平又找胡耀邦、于光远等人谈话，这是邓小平就起草稿子所作的第二次谈话。时间应在12 月5 日。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严厉批评了党内存在的“随风倒”、“找靠山”的坏现象。他说：“随风倒，坏得很。找靠山，没有上面一点东西，就不敢想了，怕动辄得咎。”邓小平讲到，要“为敢想敢做的人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说，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嘛。对新生事物要采取支持鼓励的态度。特别是学术艺术思想领域更需要民主讨论。武断可不行”。“出了坏人不要怕，越轨怎么办，还有个信任群众和信任干部的问题”。
邓小平再次谈了“开动机器”的问题。他说：“开动机器，一个生产小队干部看到一个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业；或那块土地没有利用，睡不着觉，一个生产队靠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这段话，在第一次讨论稿子讲到千方百计调动积极性时，已大致讲过，现在则是再次强调。
邓小平肯定新一稿 “实事求是一段写得好，语言还可以简化一些”。还说：“四人帮不要讲成为挡箭牌，已经讲够的不要再讲。”可以看出，邓小平是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党的历史经验，而不是仅仅把问题归结于“四人帮”。
关于党在未来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与民主法制问题，邓小平说：“党要有好作风，党的作风无非是那三个作风，本身就是制止违法乱纪。现在看来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经济民主这方面要强调，这里有权力下放问题，民主监督，对搞得不好的进行监督。讲了经济民主，选举不够，没有权力下放，党委随便干预，也没有民主，也培养不出人才。范围是否还有别的方面？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邓小平说：“没有各种法，逐步地搞，开始粗一点不要紧，不完善的可以逐步完善。经济法院没有，普通法院就做起来，不要求一下子完备。”比起12 月2 日的谈话，讲法制的这一部分内容充实了。在正式稿中，则形成了更丰满的一段论述。
关于新问题，邓小平说：“新的问题新的矛盾要大量出现，特别是上层建筑方面，有规章制度，有用人问题，有选人标准。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发展生产力是主要的标准，否则什么叫政治上强。”这是这次讲话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思想，也就是生产力标准。生产力标准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部分，在这个时期，它就已经被鲜明地提出了。关于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还说：“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还要展开，不要等上层建筑，从一个厂，从专业公司搞起。农村从公社搞起，现在一下解决不了，从人事改造、企业开始。从一些专业公司新改造企业着手。”显然，这是改变现状最能见效的做法。后来的农村改革正是这样由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的，企业的改革也是由点到面逐步铺开的。
对于这样一场深刻的改革，邓小平预见势必遇到很大阻力，因而特别指出：有些人会“总的赞成，具体反对。要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总之，方针明确，方法妥当，没有好的方法行不通。现在方针一致，要想具体办法才行”。由此要求起草者“搞一小段强调工作方法问题”。
关于如何进行改革，邓小平提出要“权力下放、责任到人”。他从以往的经验教训谈了这样做的重要性：“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负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的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这里明确显示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
这次谈话比12 月2 日谈话更进一步的地方，是提出“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 “城市带农村，上海四百元，北京二百元。大城市带小城市，搞为城市服务的副业，大有可为。靠近城市的先富，平均工资到一百元，福利要好一些……平均工资一百元，就是吃得好些，用得好些，可以搞等价交换。”后来，在正式讲话稿中，邓小平明确提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通过辛勤劳动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思想。这是一个“大政策”。
最后，邓小平讲到稿子：“短一些，顶事，不能长篇大论，语言少一些，干净利落一些倒反明确。”还说：“希望快点。两天搞好，分寸恰当些。”大约两天后，新一稿改好了。邓小平同胡耀邦、于光远等人作第三次谈话。邓小平逐字逐句与起草者进行了研究。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已进行二十六、七天了，时间相当紧迫，邓小平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讲话稿的审定上来。
这时，讲话稿已改为四个部分。邓小平肯定了这个结构。他要求在稿子“头子上或中间讲一讲重点转变问题，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
接着，邓小平谈到华国锋在会议上作自我批评的情况，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定了。‘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提法要改变”。“不能把个人摆在中央之外或之上。我就讲了这个道理。”这实际上是一段题外话，但却有相当重的分量。
接着，邓小平谈到官僚主义和制度问题：“真正是说有上层建筑的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说权力过于集中，离开民主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集中，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整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讲敢做，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
关于经济民主问题，邓小平说：要加这样的意思，“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领导干部，不但有精神奖励，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不行，对极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或一辈子不行。”因此，要加这个意思：“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这个重要思想，几乎原文写进了正式讲话。
关于“向前看”的问题，邓小平在谈话一开始就强调：“这个历史前提是总的东西。”他说：“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过去处理，特别是政治结论上，可宽可严宁肯从宽”。“对过去，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从大局着眼，对过去的人可以宽一点，但应把问题讲清楚，可以等待、思索。”“我们只要把大是大非弄清了，有些小是小非一件一件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些事，不宜多谈。有些问题不可能完满，要聚精会神向前进。”
在邓小平看来，重要的是“引导向前看，向后看与向前看的关系”，以此来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工作重心转移。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忘记指出，“有些人不能重用”，如“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风派”、“溜派”( 指溜须拍马的人) 等等，邓小平在充分强调顾全大局的同时，仍提醒全党十分注意队伍的纯洁。
对责任制问题，邓小平始终给予很大的关注。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要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的就要降”。“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要到具体的人，具体的集体与个人，比‘打屁股’效果更大”。这些话正式稿基本吸收了。邓小平还谈到“培养专家”问题。
专家即知识分子，当时“左”的偏见尚未排除，因此他说：“专家这样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造福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后来正式稿说：“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这就澄清了一个多年来搞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
关于“研究新情况”一节，邓小平考虑较多的，是改革马上会带来怎样的社会问题：“仅仅改革上层建筑，也可以说改革生产关系，都可以带来许多问题。涉及到大量的人，减人安置人，什么人学习，什么人改行，可麻烦了……等待安排，工资照发，仍会不满意。”“这个改革会涉及大批人的切身利益。”对此，邓小平想到的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并且创造条件使其各得其所，是不容易，相信群众，会取得群众理解、谅解。”
他说，形势“震动比较大”，新的问题“并不比现在的问题简单，而且会更复杂，走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教育群众以大局为重，可以解决。随着生产发展，社会需要方面很多。明年即使不大量出现，后年肯定大量出现。总之随着生产力发展可以得到很好解决。农村多种经营搞起来，劳力可以得到安置”。
可以看出，这次谈话稿，是邓小平看得更细，意见也更具体的一次。谈话之后，稿子又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这之后，据于光远回忆：当邓小平听起草者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断然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起草工作才算完成。
以上就是邓小平的“宣言书”讲话稿起草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其根本思想，集中地表现在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设想上面。邓小平的讲话，完全是他自己的想法。不但思路是他的，而且那些语言也大都是他的。他不但反复同执笔人讨论稿子，而且还不断深化和充实自己的思想；讲话题目也是他定的。虽然按照会议文件的统一格式，在最初印发给会议出席者的正式稿上，没有出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题目。
12 月13 日下午4 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由此，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揭开了大幕。